中国户籍改制和城镇化

对中国户籍制度的评议在上期刊出（参见《“贫二代”和城镇化》）后，有个读者好心指出，“贫二代”以官方的用语是“新生代的农民工”，我自然知道，2010年的“一号文件里”就用了这个称谓。梁鸿在她的《出梁庄记》里也说了，河南大约1700万的农民工里，这个群体目前占了有75%之多。本文用“贫二代”，则为了突出它的特质：收入处于底层的下一代，无论在收入、身份认定、知识技能、还有精神层面，贫乏的落差都非常显著。
那位读者同时电邮给我了一份“穷二代的18条标准”，虽不无调侃讥刺，其中有些提法还是辛辣的，不由得你不心悸。“……2.感到当农民工和大学生区别不大，于是勇敢地放弃高考……10.在城市经常被取笑甚至欺负,熟悉各种人的白眼……11.从迷恋个人奋斗到觉得奋斗根本改变不了命运…… 14.家里往往有没户口的兄弟姐妹……16.害怕自己尤其是家人生病特别是慢性病，因为没医保……18.大体认同这样一种说法：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双手解决，无法反抗就要学会忍耐……
最后的一条，笔者不但不认同，并且呼吁大家必须正视面对。贫二代的忍耐不会是无限的，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学会不再忍耐，而这正潜伏着一个大的危机。
农民工及其下一代在中国的崛起中，贡献怎么说也不会高估。当四亿以上的农民（超过了美国总人口，比整个欧洲的人数还多）从强制的体制扭曲下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的劳作里被解脱出来，走向更丰富更有效的用途，他们和同时得到解脱的土地结合起来，焕发出惊人的生产力。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他们，而所有的外来资本，包括港资和台资，无不是冲着他们而来的。拿深圳的城镇化为例，从不到五万农民的小渔村突变为1200万人的大都市，难道不就是他们被松绑之后干出来的，还有人能说出比这更朴素更重要的道理吗？ …… [阅读全文]

中国改革如何跨过深水区？

编者按：中国经济必将着陆，或者说脚踏实地，在缺乏足够理性的狂飙猛进之后。切实的问题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姿态落地？“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主席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发言开篇即回答了所有人的疑问，而这样笃定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速度和效果都符合预期。总结简单，但在大众视线之外，改革者与既得利益之间的博弈才是真正的“步步惊心”。中国改革之难，无需赘言。但比起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要庆幸的是，我们现在有着学识、经验更加丰富，思维更加缜密、连贯的领导队伍，他们不再和风细雨的对待权力（者），让它（他们）有脱缰的可能，并找到了适合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改革之“道”——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以及“术”——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领域体制改革。编者认为破题的第一着手点在金融，赶在“十一”长假之前挂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即是最好证明。异常巧合的是，关于金融改革，郎咸平教授在其2013年8月推出的最新力作《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对金融改革做了深刻、全面的剖析和注解，其中的很多思维、思路与而后逐步面世的改革措施不谋而合。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以飨读者。
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总是不让人省心，先是2011年、2012年在股票市场发生被看空，甚至跌破净值的情况，之后在2013年5月，整个商业银行系统又闹起了“钱荒”，财大气粗的银行竟然缺钱了。 …… [阅读全文]

全球增长再平衡之痛

    全球经济就像一座跷跷板。之前沉下去的一头现在翘起来，之前翘起来的一头现在沉下去。由此带来了新的困难，新的机遇。但总体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近一期《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中描述的并非灾难。如果不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例如美国违约），全球经济如今应该能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
IMF报告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活动开始从低迷加速。相比之下，中国和其他亚洲及拉美新兴经济体，以及独联体国家（程度较小一些），在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复苏以来经历了一轮超出潜能的产出猛涨以后，增长已经降温了。”
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总体图景，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棘手再平衡：高收入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活力稍有改善，而新兴经济体活力出现令人困惑的大面积下降。
风险何在？有几处明显的风险。如果欧元区的进展只是暂时的会怎么样？脆弱成员国的紧缩措施和高失业率仍有可能引起强烈反对。同时，欧元区建立真正的银行业联盟的进展似乎停滞下来。
更加近在咫尺的危险是美国政治崩溃，导致财政政策出现严重的无序收紧，甚至债务违约。然而，另一个危险是非传统货币政策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加息，最终被证明引发了混乱。有人担心通胀会在高收入经济体突然爆发。这看起来不大可能。
在高收入国家，一大危险来自财政紧缩的步伐过快，欧元区、英国以及近期的美国已经见证了这一点。一个结果是形成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而且通常是非传统货币政策，其对经济的影响至少和财政刺激一样不确定。未来的经济学家或许会奇怪，我们为什么在明显是私人部门储蓄过剩的时期，如此极度信仰货币政策的功效。 …… [阅读全文]

中国纸媒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某日，一位早已不做平媒（纸媒）的友人大发牢骚：“太屈辱了！平媒的堕落呀！十年前我一通电话可以叫王石、王健林这样的一桌，现在一个地产公司营销副总一通电话可以叫大报总编级的一桌。世道变了！”
1990年代末，这位友人是一本著名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但他很快便涉足地产写作，并成为一位著名地产策划人。他如今的策略是，融通媒体、地产行业的资源和专业力量，建立一个全新的媒体增值平台、地产增值平台、城市增值平台。所以，不平归不平，这位友人并不介意传统媒体的式微。他认为，工具带来的内容变化是革命性的，既然传统媒体已经不受待见了，为何不潇洒地放手呢？
至少在当下，这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放手”消息也层出不穷，只是“潇洒”者不多。一大群被新技术吓破了胆的传统媒体人，丢盔弃甲，狼奔豕突，正想方设法跑赢身后这场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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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走出去”的中国方式

与商品和投资领域的“走出去”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的“走出去”还很不成气候，也不成体系。不过，中国正在摸索以自己的方式涉足国际金融市场。
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习近平指出，当前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巨大，特别是近来还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和金融市场动荡等严峻挑战，要动员更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
如果此事能够落实，无疑是中国为实现本届APEC会议三大目标（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实现可持续和公平增长、实现地区互联互通）而贡献的一项切实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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