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 执行 创新 精彩人生从合作开始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7日在接受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的时候指出：“如果说，过去的一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那么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围绕对“复杂性”的认识，京沪很多论坛和研讨会上，决策领导和各路专家对现状的认识——甚至即使对现状认同达成了共识，但是针对“复杂性”的程度及其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居然存在这么大的分歧！比如，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不久前我刚刚参加完的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上就能略见一斑。这不得不让我感到：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复杂性”或不确定性，可能不是来自于外部环境，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上上下下对现状的认识居然存在着这么大的分歧！我认为，对于客观的复杂性，哪怕中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值观冲突”，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对问题的本质形成共识，那么，再大的困难我相信也能克服。但是，令我担心的是，我们决策层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不仅是学理上的、而且更是价值观上的鲜明分歧！这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今年开始出现盲目的“折腾”，甚至由此（这样产生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社会“代价”需要今后十几年或者几代人才能偿还清楚！
对于受这场金融大海啸冲击程度最深的欧美经济来说，它们究竟是从此会一蹶不振呢？还是一个周期性调整的问题，只不过经济复苏会更漫长一些？这可能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究竟来自哪里，资源的配置和改革的重心放在哪里”的问题。
纵观欧美经济数据来看，金融体系，尤其是较大的金融机构在政府大力注资和自己“去杠杆化”的收缩战略的推动下，由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流动性“严重短缺”的状况暂时出现了大幅度的好转，至少现在美国银行业或金融机构之间的投融资行为，因为资金成本的降低而变得更加通畅起来。但是，因为实体经济的 “增长点”还很不确定，企业规模的收缩以及融资所需要的抵押能力和信用条件依然十分恶劣等原因，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部门的造血功能还是处于瘫痪状态（风险溢价十分昂贵），于是，由此形成的失业问题、收入下降问题使得大众债务偿还能力更加恶化。而且，它又引起了部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再次恶化，从而对政府资助的依赖性更趋于长期化，致力于金融体系稳定的欧美政府其财政赤字的状况也会随之更加恶化。尤其是欧洲银行业最近卷入了欧洲后进生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让它们不得不处在欧元“放水”救助以保护欧盟政治体系的稳定或者加息“退市”以应对越来越增强的通胀风险这样“两难”的选择中；而且，欧盟态度表明得越晚越含糊，欧元大幅贬值所带来的经济复苏代价就会越大。即使目前欧洲金融体系流动性问题已经大大缓解，但是，PIGS人们现在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或困境的“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四国叫做“病猪”所造成的麻烦，还是会让欧元和英镑今年成为投机资本短线操作的攻击目标，由此带来的巨大动荡会给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雪上加霜”。
面对欧美经济这种不确定性，一部分人认为，欧美经济已经没有活力，中国经济必须自力更生。欧美国家的决策层和学者也呼应这种认识，希望中国加快内需建设，肩负起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国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增值或市场化进程在这样的判断下可能利大于弊。当然更乐观者群体的观点是不管欧美状况如何，中国的强国战略也是要从“内需”抓起。与此相对照的是，另一部分人认为，尽管欧美经济的复苏如此艰难，但是，欧美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样判断的根据是，欧美国家的创新潜力和能力（优秀的人才，先进的技术，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创新扶持的制度体系等）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一下子失去了竞争力，只不过是现在这些火车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些“火车头司机”因为激励机制的缺失（比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受到过度监管问题），或者没有创新所需要的“财源”，或者需要寻找分担自己风险的伙伴减少贸易逆差来增加就业也是希望伙伴国来分担经济下滑和失业的风险，而不愿负起它相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力上可以完全胜任的领头羊作用。于是，问题的性质应该是怎样唤起或等待它们去开拓一个为全世界带来财富增长的新机会，而且，对此大家要形成这样的共识：只有找到一个全球化环境下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崭新“增长点”，世界经济才能真正算是走出这场危机的干扰。否则，靠打贸易战来想摆脱自己的困境，最终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尤其是“我不好，你也不能好”的心胸，最终更会让自己“抑郁而死”，或者走向变态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要刻意去走脱离全球化的“自力更生”道路，这可能会劳民伤财，事倍功半。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抵御欧美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确实十分有限。但是，只要我们有耐心，做好我们的改革，欧美国家一旦找到增长的“新方向”，就会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一定会再次和中国一起合作来谋求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双赢”利益。
这里我想再说一点的是，因为一个还没有完成财富积累的国家要像富裕发达国家那样，没有顾虑地将自己的全部收入，或依靠无法基于自己财富积累的实力来偿还的大量借贷资本，去进行时尚消费（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是欧美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自己犯糊涂，不根据我们现在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去大量透支，承担所谓的“大国责任”，那么，其结果就是要么落入希腊债务危机的命运（政府借钱给老百姓花），要么重演东亚危机的悲剧（民间自己借钱花）。所以，现在在财富积累的阶段，或者打造健康的财富创造模式的阶段，中国经济的贸易顺差是（全球化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只要未来我们能够安心地用我们的财富去得到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那么，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一定会带来一个健康经济的“跨期平衡”结果（也就是现在顺差，未来逆差这样的一种长期均衡的状态）。反过来逆势而行，像过去拉美举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那样的话，一定会把自己的国家推向危机的深渊。这里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现在虽然是一个债务大国，但是，它的债务，实际意义上讲是一个“货币”的概念，而不是“资本”或“财富”的概念。如果美国今天能够向世界出售它长期积累而成的、最精华的技术、大学、高端精密产品和现代化的金融交易体系等一些无形资产比例高的“大元宝”，那么，美国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债权大国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货币”的成分而不是经济强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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