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身实力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唯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才会减缓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在华盛顿为期两天的世界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半年例会中,180多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着重讨论了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改革的问题。会议最为引人瞩目的一项决议就是通过了酝酿已久的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达到47.19%；此外,会议还决定对世行进行总规模为584亿美元的普遍增资,以提高其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减贫发展的能力。

　　这是国际金融机构主动通过自身改革,以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新现实的必要步骤。几乎全球所有的评论都认为,中国成为本次会议的最大赢家。中国在本次改革中的投票权从之前的2.77%提高到4.42%,占发展中国家新增投票权的一半还多,连超英国、法国和德国,一举成为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日本则是本次改革出让投票权最多的国家。IMF也有望在今年下半年的例会上完成类似投票权改革。

　　世界银行和IMF被称为“20世纪世界经济的孪生子”,它们是美国于二战后在全球进行大规模的国际制度建设以保障资本主义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繁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两大机构一直被认为是美国霸权主导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标志。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大国的崛起不断冲击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快了国际经济格局变迁的步伐。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新兴国家和石油出口国金融资源的强烈依赖,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也逐渐向新兴国家转移。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正是金融危机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步伐,增加了新兴国家的话语权。

　　这场姗姗来迟的改革,是自1987年以来世行中大国投票权位次首次发生变化。正如世行行长佐利克所言,它“对世行的合法性至关重要”。不仅如此,在5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正式走马上任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这是继林毅夫担任世行副行长之后,中国深入参与国际金融机构管理的又一重要步骤。尽管发达国家对世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美国的否决权依然得以保留,但这种对国际金融机构权力分配格局的渐进式改革应该得到充分的鼓励。

　　对于中国而言,金融危机以来的种种改变,从各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权力的增大,不仅仅是利益和话语权的增大,而且意味着更大的责任。金融危机之后,一个“中国责任”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得到世界银行资助最多的国家,世行对中国大规模的减贫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伴随着中国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中国的角色也自然由世行的主要受益国转变为主要的捐赠国,国际社会对中国也会报以更高的期待,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减贫责任。

　　在一个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时代,中国需要在更多的领域更加认真考虑他国的关切,特别是在环境政策、出口政策、汇率政策等方面,理解他国的利益诉求,承担与国力增长相称的国际责任。在自身实力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唯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才会减缓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才会成为一个受欢迎而不是受敌视的国家。也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支付尽可能少的崛起成本。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