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SOHO中国的潘石屹、张欣夫妇请来隈研吾等12位亚洲杰出设计师，在北京北部山区的水关长城附近山谷，共同打造“长城脚下的公社”。这一曾受邀威尼斯双年展并斩获奖项的当代建筑作品，尽管在实际的酒店经营中屡遭诟病，却是中国地产与艺术跨界深度合作的开端无疑。

大约三年后，有一位西北省份的地产商，投资了一项概念颇为接近、想法却更为大胆的商业计划：邀约方力钧、张晓刚等12位没有建筑设计专业背景的知名艺术家，在背靠贺兰山的沙丘腹地，完成12栋建筑的规划开发。不久后，“贺兰山房”项目因种种原因终止，普遍的说法是，原本由当地政府提供的1000亩湿地旁配用地没有谈妥，所以资方中途退出。另有一种声音是，项目因为建筑面积严重超标和材料费用严重超支作罢才致荒废至今。

这位西北地产商正是宁夏民生董事长刘文锦，银川市房地产行业唯一的女企业家，贺兰山未成功的尝试，只是她全面涉足艺术地产的坐标起始。此后十余年里，刘文锦陆续加大对艺术的投入，并最终建立起中国西北地区第一座当代艺术美术馆——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地产商与地方政府联姻的案例并不鲜见，在楼盘规划中融入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用来提升社区产品高附加值的艺术地产项目，成为楼市后调控时代中国房地产行业高端产品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

刘文锦对艺术的认知，或者说执念，与她在地产项目上有过多年合作的艺术批评家、那特艺术学院院长吕澎不无关系。据吕澎本人回忆，1999年，他做房地产营销时认识了刘文锦，“那会儿刘总她还不太了解艺术，以后大家才慢慢相互熟悉。” 2004年，经他策划发起的贺兰山房项目成为两人在艺术地产领域里的第一次正式合作。

对于自己早年接触艺术的经历，刘文锦的描述感性成份居多。“很多年前，吕澎还在中国美院任教时，他来找我，说研究生出书没有钱。我们是工作原因认识，我问过他很多当代艺术的问题，也听他讲过很多当代艺术的事，我蛮感动，所以当时就给了80万元。印象中那本书最后出版了，也不是关于当代艺术，好像是研究宋代的艺术。之后，包括他去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回顾展，都是我给的赞助。我觉得当代艺术在中国发展很不容易，尤其在十几年前，心想能做点什么就做什么吧。”在刘文锦看来，对艺术的赞助，跟她每年做慈善时捐钱和大米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急人所急，帮人所需，也不求什么回报。

2007年，刘文锦与吕澎开始了两人有关艺术地产的再度合作。由吕澎策划，在四川青城山下，为周春芽、何多苓等8位当时最具市场热度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建立8座私人美术馆，共同构成中国现代美术馆群落，对应的商业配套是宁夏民生地产同期投资的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项目。在精心筹备一年之后，由于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名为“青城山谷”的项目戛然而止。5月12日那天下午，刘文锦正在青城山开研究会议，一时间房屋剧烈晃动，窗户玻璃碎裂脱落，地面如波浪起伏。面对突然来袭的天灾，她在三天内共捐出400余万元的现金和紧缺物资，成为首批向汶川捐赠的中国企业家。“别在乎钱，人是最重要的，人还活着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要等到人都不在了，去做给别人看。”刘文锦在震撼之余感叹道。

类似的生死哲学观，吕澎在向我解释他为何与刘文锦合作艺术项目时也曾表达过：“人活着，其实说实话，都要死，房地产赚那么多钱，其实也没什么劲，我觉得做美术馆，是一件开心的事业，更何况你对这个城市，对艺术也是一种贡献。”

2015年8月，历时数年、耗资3.49亿元的银川当代美术馆（见文首照片）在黄河西岸正式落成，这座蜿蜒叠落地层肌理、观念前卫的白色现代建筑，位于华夏河图艺术小镇中央，距离银川市区约20公里。刘文锦认为，仅有一座美术馆未免单薄，“银川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也不稠密，一个文化项目如果想要吸引更多人，就要聚拢尽可能多的资源，这样才能带来更好的传播效果，更有利于艺术的公共教育。”从2011年起，她就考虑造一个多功能的特色小镇，既有乡村的质朴，田园的风光，又有城市的便捷，能满足不同行业人群从物质层面消费到精神层面玩乐的各种行为需求。于是，她在美术馆周边增加了国际艺术家村和雕塑公园项目，最初还想过做一个艺术史公园，选了战国至明清的204组雕塑复制品，后因专家判定品质不佳作罢，为此她甚至找过前卫艺术家宋冬，看看能否据此创作出具有颠覆意义的当代艺术作品。

银川当代美术馆开馆时以“文明的维度”为主题，从馆藏的晚清中国洋风画和古代地图展览，到特别策划的中国与伊斯兰当代艺术等展览，呈现出银川当代美术馆的特殊面貌。时任总策展人的吕澎表示，对于美术馆而言，馆藏是最基本的指标，直接决定了一座美术馆的定位。银川当代美术馆收藏了清代至民国初期200多件中国早期西洋画珍藏，包括中西人物肖像画、港埠与船舶风光画、风景画、社会生产与市井生活风情画等类型。“我长期研究20世纪艺术史，很清楚晚清艺术在中国非常稀缺，这是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些作品记录了同时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收藏，一方面能建立起美术馆的收藏系统，另一方面也是弥补了整个中国美术馆界的收藏缺陷。可以说银川当代美术馆的这部分收藏，几乎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

此外，地处“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银川当代美术馆自开馆以来，每年都会推出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主轴的伊斯兰当代艺术展览，从绘画、雕塑、摄影到视频装置，包罗万象，并收藏了其中数十件作品，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馆藏水准和日常展览，如何维持一座非营利性民营美术馆的长期运营通常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相比北京、上海这些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偏居西北的银川，由于艺术家和专业人才资源稀缺带来的展览征集难度，待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导致的高昂物流保险成本，以及人口基数不高的情况下，规模化观众艺术消费习惯培育所需的长周期——上述现实困难都极大拉升了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基础运营成本。据官方消息，截至2016年11月，在开馆仅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候，美术馆用于展览、推广、公共教育和学术建设的常规运营投入就超过了5000万元。

我曾问过刘文锦，美术馆建成初期，门票、餐厅和艺术衍生品商店的收入显然无法支撑每年数千万的固定开支，一家地产企业如何确保在美术馆实现良性运营前的持续性资金注入？

据了解，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建设初期，宁夏民生与当地政府协商的合作模式倾向于BT（Build-Transfer），即企业垫资建设，完工后整体交付政府运营。后来国家政策不允许政府平台举债，又改为BOT（Build-Operate-Transfer）,这也意味着企业移交前需要先垫资运营，政府转而购买服务。在2013、2014年时，政府的购买服务还曾允许将硬性公共服务与软性运营服务打包——硬性服务比如宁夏民生前期投入十几亿元修建的公路配套等基础设施，政府会陆续付款——但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之后，政府就只能购买软性运营服务了。

刘文锦坦言，迄今为止，美术馆的运营开支，绝大部分都是通过2015年成立的民生文化艺术教育基金会赞助，宁夏民生为此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当时我最坏的打算就是自己拿钱去养。国外有实力的家族和企业都会定期资助艺术，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氛围，总得有人先开始。”除了民生公益基金会的运作，刘文锦也积极关注国家公共文化扶持政策，“近年来国家对于公共文化领域的投入非常巨大，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支持，第一年已从国家艺术基金顺利申请到250万元，虽然与每年两三千万的开支相比尚有较大距离，但以后我们仍会努力争取各级政府的补贴资金，能要来一点算一点，减轻运营的压力。”同时，她也坚信，只要银川当代美术馆对这座城市有意义，政府肯定会看到积极的变化，未来也必然加大支持力度，结清相关的运营费用。

相比15000平米的银川当代美术馆，规划面积达18.8平方公里的华夏河图艺术小镇显然是更具“野心”和挑战性的庞然大物。刘文锦参观过国内外诸多美术馆和艺术驻地交流项目，很少见到艺术地产有机结合、一二三产业联动的综合性平台。在她的艺术小镇版图里，除了美术馆、雕塑公园和国际艺术家村，还包括目前陆续启动的稻田公园、鱼塘湿地公园、禾乐村、国际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在未来10-15年内，这里将发展成为一个集合艺术、生态、文旅、新农业及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聚居地，容纳数万常住人口——目前小镇的第一批居民已经就位，当地招募的年轻基层员工，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能降低运营成本，可谓一举两得。

当“硬件”环境雏形显现时，艺术管理团队的专业化和本土化培养自然也就成为刘文锦眼下最为关切的问题——注重内部“软件”建设，或许正是她身为企业家的秉性使然。刘文锦强调，管理是相通的，艺术人才也需要遵循制度与流程，创意并不代表可以没有秩序，专业化也不意味着去刻意追求学术而忽略普通观众感受，毕竟美术馆的主旨是文化传播与公共教育。在谈及本土化时，她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在西北从事艺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团队里年轻小孩很多，大家都很辛苦，我一直坚持馆员要本土化。外地弄一堆来，过两年就走了。”

当然，“本土化”团队中的谢素贞可以算作是一个例外，刘文锦对于这位来自中国台湾的艺术策展人投身西北数载的举动表达了感谢。在担任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总监之前，谢素贞曾在中国内地先后担任过中央美院美术馆执行馆长和今日美术馆馆长等职，自2013年扎根宁夏至今，银川当代美术馆已然成为她耕耘时间最长的艺术机构。

谢素贞觉得，艺术界的行事方式跟其他行业不太一样，做美术馆的人更需要伯乐，更需要绝对的信任和尊重。“合作过程中，我觉得我这种脾气修养欠缺的人，在这里可以发挥得很好，恰恰因为刘总是特别能够包容有艺术性格的人，她非常尊重艺术界和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大西北有这样一位坚定支持艺术的儒商，这让我觉得特别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