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周一的早上5点，都会有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接上芭芭拉•哈朗特(Barbara Harrant)前往维也纳国际机场(Vienna International Airport)。在经过一段空中航程以及另一段车程之后，哈朗特坐到了位于联想(Lenovo)英国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上周四启程回家前留下的化妆品。这就是跨境通勤者的生活。

许多专业人士住在一个国家同时工作在另一个国家，哈朗特就是其中之一。跨境通勤解决了雇主想将员工派驻海外，而员工却想留在当地的难题。

2011年，侨民薪酬顾问公司ECA International发现，在该公司采访过的国际企业中，逾三分之二报告跨境通勤行为增加。在这些跨境通勤员工中，家庭因素往往是决定他们是否跨境通勤的首要因素。当哈朗特找到一份驻英国的工作时，她之所以选择跨境通勤，是因为配偶的职业令她无法搬到英国。其他人选择跨境通勤，有的是为了避免影响子女受教育，有的是为了与亲戚住得近些以便他们帮忙照看自己的子女，还有的是为了照看年长的父母。

雇主们喜欢跨境通勤是因为它有时能用来说服一位首选候选人接受原本可能拒绝的工作。另外，雇主们往往认为，比起花钱让雇员的家庭随雇员一起搬家，跨境通勤更省钱。

员工们每周出门坐飞机上班，周末回家，或者上几周班，再在家休息几周。这种马拉松式的通勤也有弊端。无论是对于通勤者本人还是他们的配偶来说，在其他城市或者国家工作可能会带来很大压力——配偶们可能发现他们需要承担另一半的家务。

瑞典于默奥大学(Umea University)的一位社会地理学家埃丽卡•桑多(Erika Sandow)在她的博士研究中发现，2011年，经常进行远途通勤的瑞典员工与其配偶离婚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40%。

对于雇主来说，跨境通勤带来的挑战包括：控制交通成本；确定纳税事宜；遵守移民法规；与雇员就工作和休息的时间比例达成协议。

安永(Ernst & Young)负责美国人力资本业务的合伙人谢里尔•施皮尔曼(Cheryl Spielman)表示，企业为保证在纳税和移民法规方面不出问题，有必要建立跟踪体系。部门经理和员工经常在非正式的情形下就达成了跨境通勤协议，却没有意识到公司和员工都可能因此需要在目标国家纳税。施皮尔曼表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越来越关注进入本国开展业务的雇主，因为他们可以征收相关税款。”

ECA在其调查中警告称，尽管有说法称跨境通勤更节省成本，但长期来看跨境通勤的开销可能会比让员工搬家更高。另外，跨境通勤还会带来一些不易觉察的影响。马修•瓦兰斯(Matthew Vallance)曾担任业务流程外包公司Firstsource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生活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孟买，一部分在英国的家中。他警告说，往返通勤可能意味着你的日程排满了正式会议，这导致你很难进行那种有价值的自发讨论。他表示：“如果每一分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你就不可避免地会限制与他人在一起的时间。”对此他的建议是什么？在日程中专门留出闲聊时间。

Working Families的咨询和培训部主管利兹•莫里斯(Liz Morris)表示，两地生活还可能给人际关系带来压力，并产生恶性循环，从而影响工作表现。最近由人际关系慈善机构OnePlusOne和工作与生活平衡机构Working Families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员工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问题，他们对工作的投入明显下降。

为了尽可能降低距离造成的损害，莫里斯建议配偶们经常聊天。“保持交流能使得（支撑两人关系的）大脑神经保持亢奋状态。”她还提议留出“约会之夜”：“如果你的生活中还有孩子，你（可能）会把他们的需求放在首位，这最终会让你的配偶觉得，他们在你心目中不仅排在工作之后，还要排在孩子们的后边。”

联想负责西欧人力资源的主管肯•巴蒂(Ken Batty)表示，该公司的跨境通勤基本上运行良好，尽管有时会遇到些问题。公司曾经有一位住在澳大利亚、却在英国上班的地区首席财务官，这位主管在离家上班后，年幼的儿子就会哭闹个不停，公司因此给他找了一份当地的职位。

通勤一年来，哈朗特表示她已经对跨境通勤应付自如了。不过，她仍然很害怕周日晚上。“我最痛恨的是打包过程，还有就是要提前四天做好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