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历史的现场。30年之后，又见蛇口。
8月25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齐聚蛇口，以“五大领域，六十个项目”的开工仪式向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在此前一天，王荣拜会了深圳早期“开荒牛”的代表人物袁庚。
30年前，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横空出世。30年后，在首批经济特区中，分别收到了中央派下的大礼包——在横琴新区列为国家战略的同时，也纳入珠海经济特区的范畴；深圳和厦门经济特区也都扩容到全市。
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的争论，一直持续，而特区必须要突破争论，并在争论中成长。
面对中央不断推陈出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也进入综改区的序列。“特区不是等中央给予优惠政策，而在于给予先行先试的试错权。但是这个试错权敢不敢用，如何用？关键还在领导。”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向本报表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改革的动力以及改革者的魄力。
风雨三十年——贡献
从一个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大都市，深圳用了不到30年。
前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回忆，当年从北京“空降”深圳时，中央领导找他谈话：“深圳就那么小一块地方，并不要求实现多少G D P，向中央上缴多少财政收入，创造多少出口外汇，重要的是为开放、改革探索、创造新经验。”
由于毗邻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到特区设立前，深圳前后经历过四次大规模逃港事件，其中1977、1978年间的逃港潮，更引起远在中南海的邓小平的关注。
中央为此派出考察组到港澳实地调查并提交报告，提出将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两县划为出口基地。以深圳为首的首批经济特区就被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济特区首先就是要使中国富起来。”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院长郭万达说，这是特区创办最原始的使命。
后来的30年，特区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30年来，深圳市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2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8201亿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评估报告中，深圳综合竞争力连续四年居内地城市榜首。
2009年，珠海市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达10218美元。
汕头市生产总值也由1981年的12.62亿元增至2009年的1035.73亿元，年均递增12.5%。
比经济数据更宏大的是特区给这个国家创造的无形财富。
1984年1月24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视察。他在深圳登上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是全国首次工程招标的成果。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总结说，30年来，深圳的改革开放从单项突破到综合配套整体推动，从经济领域改革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方位纵深推进，成为我国体制创新的重要试验田，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深圳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济市场化、国际化水平极大提高，迄今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00多亿美元；年出口总额达到1620亿美元，连续17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深圳30年的成功实践，实现了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动全国改革开放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荣说，“利用经济特区先行先试，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
特区之路——“创新特区模式”
从特区诞生的这一天起，探路，就是国家赋予它最大的使命。而争议，始终伴随左右。
“短短数年，特区的建设和改革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阻力越来越大。对经济特区、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差异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给特区的各项特殊政策，影响极大，有的甚至步履维艰。”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邹尔康回忆。

围绕着深圳经济特区，主要有过三次大的争议。
1985年，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直指深圳特区没有做到中央规定的三个为主，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设备又是香港、日本淘汰的东西，同时，特区的繁荣主要是靠赚内地的钱实现的。
对于当时正春风得意的深圳而言，这无异于当头棒喝。海外评论认为，这篇文章拉开了“对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序幕。直到1987年6月，邓小平再次就特区发表讲话，强调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怀疑的声音才低落下去。
1991年前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再度甚嚣尘上。一些人认为特区引进“三资”企业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次争论随着小平1992年第二次南巡而平息。
“创办经济特区曾经遭遇强大阻力，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碰撞和搏斗惊心动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表示。
1994年，争议再次来临。
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的胡鞍钢于1994年3月撰写了一份报告以内参形式递给中央决策层。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特区不能再“特”了。
胡鞍钢认为，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他的理论根据是：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而当时的深圳方面的负责人则回应，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全国各地政策都大一统，不允许地区政策倾斜，这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何况，经济特区还肩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任务。
30岁生日来临之际，在步入而立之年的历史节点上，各大经济特区都在为未来特区的定位和使命而思索。
“经济特区过去30年干了些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在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做什么，怎么样实现加快发展？今后30年还能再干什么，怎么样再创特区新辉煌？”汪洋年初给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摆出了“三道题”。
经过30年高速发展，深圳受到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得更早更集中。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走向全方位开放，当年经济特区聚集资源所依托的各项特殊政策，早已在全国走向普惠化。2007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合一，深圳特区一直享受的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随之取消。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说，这标志着深圳经济特区最后一项优惠政策终结。厉有为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领衔提出提案，建议在新法实施后，继续保留经济特区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但未果。
“特区还能不能特下去”，这个当年争论的核心命题，在新的历史有了新的内涵。
“30年之际研究经济特区，就要考虑特区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初期阶段特有的现象，还是在改革与发展全过程都有意义、都需要存在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向本报表示， 30年后，特区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它应该如何“特”下去，应该如何进一步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则认为，特区政策核心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先行先试。
“先行先试最重要的就是给予改革者试错权，而试错权的一大保障就是特区立法权。”李罗力说，能否用好特区立法权，以及如何处理特区立法权突破上位法的界限，这就要考验改革者的智慧和魄力。
事实上，特区没有被抛弃。在赋予特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方面，中央一直不遗余力。
继综改区、特区扩容获批之后，国务院近日又批复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确定深圳为我国的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
而中央将要送给深圳的下一个大礼包，可能是被视为将“创新特区模式”的深圳前海新区。
“前海新区可能将在近日获批，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展规划也可能在8月份得到国务院批复。”25日，深圳市一位接近决策层人士向本报透露，为加快珠三角与香港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深度对接，深圳前海以及河套地区将建“深港金融创新服务区”，并在区内开展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综合试点。

如果前海新区获批，将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珠海横琴新区以及重庆两江新区之后的第五个国家级开发区。而作为深圳市政府直属的新型功能区，它也将扮演新一轮改革探路者的角色。
“取消区政府”，一直被视为深圳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在深圳“行政权三分”改革最初的设计者之一马敬仁眼里，前海新区如获批，则深圳力推的“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框架下的“市——功能区——社区服务机构”格局将逐渐清晰。
目前深圳实行的是“两级政府四级管理”模式，即“市—区—街道—社区工作站”模式。在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之后，原有的区级政府将不再作为一级政府，而是市府的派出机构，承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将被整合为社区服务机构。
特区新方向
除了先行先试，在深圳的决策者思考中，未来特区的“特”，还将体现在“好中求快”的“效率”上。
“在新的时期，特区的‘特’还在于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上，我们要能够最先见到成效，见到更大的成效。”王荣在给《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写道，深圳的“特“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的“特”上，更体现在更深层次的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上。
作为中国改革的探路者，特区也只有在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找准自己今后的定位。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涉及到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特区应在这些方面率先突破。”原广东省体改办、省特区办副主任罗木生说。
“在一个承担特区使命的区域，来先行实现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示范城市，民主开放的一个先进社会，来为我国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发展描绘一个蓝图，更早地建立起一个现实的模块。”王荣在上述文章中表示。
这不仅仅是深圳当政者的所思所想，也是首批四大经济特区有其三的广东省的决策者们思索的方向。
围绕汪洋列出的“三道题”，广东省体改研究会组织了由20多位专家组成的课题调研组，调研形成的《广东经济特区30年改革发展调研报告》已经摆在了广东省领导的案头。
该报告指出，特区应继续承担试验田和探路者的责任，并且其使命和任务应作战略性调整，要在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产业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民主法制建设五个方面先行一步。
而在国家高层的战略棋盘上，特区这枚“过河卒”的突击方向更为清晰。
“（特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8月20日至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陪同下调研深圳时，为特区新使命指明方向。
他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的一系列表态，表达了高层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李罗力说，目前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各种阻碍改革的利益博弈陷入胶着。
经济发展很快，但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还相对滞后，社会和民生问题积累的不少，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李罗力认为，经济特区未来的新使命应该更多偏向于社会民主法治体制建设。”
事实上，2008年披露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就显示，深圳力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首破坚冰。
这些设想中的举措包括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差额选举区长、副区长,条件成熟后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等。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还远没有结束。特区的历史使命，远未结束。”樊纲说，中国经济特区仍在实践当中，仍是一个不断拓展中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