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人均收入增长与澳门和新加坡相比明显落后，而且渐行越远。与深圳、上海等中国内地城市相比，香港的竞争优势也在不断下降。

香港目前还不是一个悲情城市，但前途却堪虞。

香港的历史记载着中英两国的矛盾与争斗、国共两党支持者激烈的冲突、以及引伸至当前当地建制派和反对派在政制问题上的争拗。推行“一国两制”本是为了避免改朝换代过程中可能出现暴力与流血，让不同政见的市民可以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当中。在十六年前，中国大陆与香港经济发展的水平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制度设计者也希望借“一国两制”保障那个特区城市经济的有效运转。

然而，虽没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矛盾却留了下来。言论自由使传媒能监督政府，香港从而成为中国最廉洁的城市之一；但却激化了矛盾，争拗似无止境地延续下去。

“一国两制”应是一个折衷方案，甚至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却也能给台湾一个示范的作用。在香港，亲中的建制派较遵从“一国”原则，而温和的反对派却强调“两制”。那其实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使用期为五十年，距今剩下还不到三十四年。

在上一届特首选举期间，梁振英曾被传言是中共党员，他对此曾公开否认并当选了香港特首。其实，香港的政治人物是否中共党员并不重要，关键在乎他是否能贯彻中央政府的治港方针。

梁的当选的确引起香港社会的反弹，主要是担心中央政府会收紧对港的政策。但不顾激进反对派的“踩场”，梁能坚持到社区与市民交流，他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与其前任也有所不同。但他并没有撕裂香港社会，因为香港从来就分成两大派：亲中人士与他们的对手。

梁的一些作为的确也令一些市民感到他并不可爱；不久前他在巴厘岛与阿基诺三世会面原意是商讨三年前马尼拉人质事件，但香港传媒普遍认为缺乏外交历练的他被菲方矮化，且不得要领。

香港是一个大码头，跑码头的人需要跟红顶白。只要港人认为对方处于强势，最是容易作出妥协。但若相信自己是强者，却会“有风驶尽利”，即当时得令，占尽便宜。

而中央政府与反对派的矛盾却没有丝毫缓解，后者中更有人近日倡议“占领中环”运动。事缘中方认为2017年特首普选应体现提名权、投票权和任命权，其中的提名权有别于被提名权，中央政府正希望通提名权的操作来巩固任命权；反对派则力主不设限，其实也是为了扩大“自主权”。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占领中环”旨在瘫痪作为香港金融区的中环。而香港当下则只有金融服务等廖廖几个支柱性产业，此举将远较占领华尔街对美国经济的伤害为大。

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履新后在香港的高调言行，以及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前些日子在报张上撰文称英国对香港民主进程“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援”则对诡异的香港政情注入了新元素。中方的反应是迅速的，包括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宋哲约见夏千福，香港的中资报张则直指英国军情六处在港的活动中心是英驻港总领事馆，称一大批隐藏身分的华裔特务潜回香港，图抢夺管治权云。

有关指控既基于政治现实，也服务于政治现实。香港老市民大概都有一个回忆，那就是在殖民地时期，殖民地当局就曾以政治的原因把不受欢迎的人递解出境。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国两制”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当“一国”受到了威胁，有限度的民主规则是可能被修定的。中方强硬的姿态表明他们对香港经营是有信心的，“治权换主权”或井水犯河水等方案是会被挤压的。

而在国与国关系中，综合国力和地缘因素将决定谁是强者；迅速的反应在客观上防范了那些一厢情愿的想法。

根据不久前的香港民调，梁振英和特区政府的民望有所回升。虽然，香港政府施政仍不畅顺，社会也难以取得共识。用经济的术语来说，香港欠缺社会资本；纵然在相同的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就业人口、教育和卫生条件下，它的竞争力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在与新加坡、澳门、上海、深圳等的和平竞赛中，它的败数也因而增加。

而香港是一个资本密集的经济体，资本密集可形成较高的生产率，但资产价格因而也会偏高。香港同时也是一个开放型的小经济体，它的劳动力供应是相对充裕的，这使得当地工资增长滞后于资产价格的增幅，贫富差异也因而扩大。

而高资产价格增加了营商成本，也会给竞争力造成了负面影响，那使得香港经济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只有向后转才能走出困境；而向后转就意味着价格回调。在这一方面，由于熟识香港市场运作，梁振英政府现行的抑制楼市泡沫措施应该说是行之有效。

过去，香港政府强调的是自由经济与不干预政策。应该看到任何政策工具都有其利与弊。高房价、产业单一化、本地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不振等都是香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市场失调。与迅速崛起的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香港在过去的长时间里完全放弃了仁政规划，对市场失调袖手旁观。实效显示，市场的失调削弱了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历史沿革，香港不仅生产率较高，而且工资与房价也要比大陆的一般地市高。那么，如何为自己定位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涉及如何保持市民的生活素质，实现政治平稳的目标。

过去十六年港人生产率和名义工资增长缓慢，房价却推高了物价，因而实际工资和个人消费疲弱。内地居民到港的“个人自由行”扶持了香港的消费；内地的部分居民也因满足了需求而从中得益。那主要是利用了香港无税港的制度优势，而中国内地则相应会发生消费税收和商品供应减少的情况。但非完税的贸易却并没有令所有的市民得益，形成了负面效应，在香港也引起了一些两地民间的矛盾，比如婴儿奶粉。

合理政策的协调本来是可以减低负面效应，令陆港经济融合更畅顺一些的。然而，遗憾的是政府的措施并不及时；在香港成为“珠三角超市”以后，竞争力形式的转换如何让市民受惠却还是港人争论不息的议题。

成为中国内地或华南地区的金融中心还是位于中国沿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发展的方向问题。在香港营商成本高于中国其他城市的情况下，纵然内地政府降低了准入限制，港资企业如果不以内地城市为基地去推销金融服务依然是不太可行的，那正好说明了当香港作为内向型的金融中心，它却并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但作为位于中国沿海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则是还具有一定优势的，主要是因为香港既有内地的依托，又能较容易地操作国际业务，以及内地城市一时难以取代的文化优势。一些在中国大陆其他城市目前不可能或还不应该接纳的制度，例如普通法体系在香港却已植根。

香港股市操作正是一个国内外投资者广泛参与交易的二板市场；当然要成为多功能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还需要服务更广泛的客户，也应提供更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若只想把香港发展成为珠三角金融、信息或培训中心，确有妄自菲薄，脱离现实之虞，也不利提高香港的长远竞争力。

概括来说，香港经济近些年呈现的颓势并不源于外部环境，其疲态主要还是内因所致。由于缺乏社会资本，市场经济的优点不能充分显现；又由于仁政规划不力，市场失调却难以纠正，使它在与其他地区的和平竞争中呈现出了弱势。只有政治与经济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才能改变这种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