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令人心惊的调查结果,近日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出。通过对全国12575名公众进行调查,哪些职业失去操守的现象最严重?调查中公众给出的排序依次为:医生、公安干警、教师、法律工作者、公务员、新闻工作者、会计师、学者和社会工作者。这项调查以如何看待高校引进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为肇始,附带完成了一次对社会职业尊重度的摸底调查。
如果不从科学高度追问调查的精确和严谨,仅仅以一般的民意调查作一番公意呈现,则这样的调查结果,传递出异常丰富的信息,值得公众深入解读。检视这些所谓“失去操守最为严重的职业”,无一不是社会运行端赖之中坚,然而公众印象却堕落至此。
谓之操守,往往指涉道德。但职业操守是否只是一个道德问题?答案显然并不确切。没有人会穿上白大褂而尤其堕落,也不会因为不穿就道德优越。个人道德只是职业操守的来源之一,甚至不是首要来源。职业操守集体败坏,成为一种行业现象,成为或明或暗的行业运作规则。只认其是从业者的道德问题,不认其是社会公共系统的治理混乱,这是道德驱逐理性的表现。
恰好有另一个调查可以引证。近日,国家卫生部、司法部等机构支持举办了对3182名医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7.44%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良好”,有44.82%想放弃医师职业,91.9%认为自己付出与报酬不相符。一方面公众调查认为医生居职业操守败坏之首,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医生认为执业环境恶劣,付出与回报不符,甚至近半医生想放弃职业。仅以道德命题来解释这种结果,显然已经不能说明问题。
客观上来说,如果一个行业无法独立地为本行业负责,一个从业者无法自主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相反,却要求它对职业声望与职业操守负上全部的责任,这显然是极不对等的权责扭曲。这样说,并非要推卸从业者当有的道德自律,而是强调这种责任来源的轻重之分。如果不首先检视造成行业性失守的体制原因,积极推动予以解决,而仅仅以道德高标鞭笞从业者,既没有做到对症下药,也是罔顾事实的道德强加,最终会因无人承受而虚置。
看看这些所谓失去操守最为严重的职业,其职业环境都有触目可见的体制性矛盾:医疗保障不足,医患矛盾突出,医生成为社会怨恨的替代品;公安干警有时听命于权而不能听命于法,被派去跨省追捕网民或是其它社会抗争事件的前沿;教育投入不足,资源配置失衡,教师身处其间进退失据;部分律师为有关部门掣肘,不得不钻营逢源,附庸其上;公权力制约机制乏力;媒体往往受到金钱诱惑与权力限制;大学行政化日甚,学者因权力捆绑成“御用”论证师,为学术泡沫不惜造假。
凡此种种,如果以为这十足是为体制加罪,为道德开脱,则无异于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道德有自身的边界,如果不准备打造圣人国,则不应事事以道德说事。硬要诉诸道德的强加,只能令道德失衡,人心失信。因此,看清职业操守败坏的体制来源,是要矢志于公共建设,肃清那些制约行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改革那些抑郁人心的陈规陋习,真正为各行各业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制度空间。
职业操守普遍趋向败坏,这是看起来虚无影射却又自在人心的事情。没有人能自外于这个时代,也很难有人能在混浊的职业环境中独善其身,即便有人做到,精神上也要忍受反复的折磨,这是另一种人心撕裂。有人以为只有真正的行业自治,才是挽救职业清誉的途径,这当然是道德愤恨之外的其它出路。如果我们总是漠视那些明显的行业弊端,默认那些鲜明的体制缺陷,只是热衷于举起道德的大刀来清算诸如职业操守败坏的议题,这算不算是另一种集体自残?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