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激烈的、几乎一边倒的争论之后，为期一个月的网络约租车新规征求意见结束。据消息人士透露，在过去20天，国务院高层已经连续数次 批示交通部，要从百姓利益，而非政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有专家推测，在高层支持创新与“互联网+”、“分享经济”的精神下，新规要求变更车辆营运性质、八 年报废制度、司机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等“一刀切”的规定明显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约租车新规将很可能会推迟出台。

这是创新的一个中国式博弈局面。“互联网+”从底层改造着经济运行模式与商业模式，这必然会冲击到既有利益与监管，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型的国家，则更是如此。可以想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这种新旧模式的博弈将反复出现。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模式”面对的一个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被总结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例如，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认为，市场中的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 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能够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外部性和协 调的问题，提高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成功的概率，进而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技术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源于过去三十年西方技术向中国的扩散，其具体体现为FDI与产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毋庸讳言，不透明的公共政策制订过 程，非公开的利益博弈，信息流通的控制，能够人为压低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不透明的法治，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模式更强大的“因势利导”能力。

经 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一定程度上走出了纯承接技术转移的阶段，来到另一个门槛上。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我们过去常说，在信息尤其是互联网领域，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现在，我们很可能就站在这样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优势。”

这就意味着，中国接下来不仅仅是面对成熟的技术转移，而是要面对不确定的创新与产业提升，“中国模式”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创新，是否能 做好新结构经济学所说的“因势利导”？某种程度上，中国模式能否处理好新经济、“互联网+”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不但关系到在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能否 走出去，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

理论上，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压低协调成本，促进交易的发展。这些能力如果能应用恰当，在中国，创新应该更加顺利。比如，在欧美国家，传统出租车行业 的工会就是Uber等智能出行创新的阻力，那么，没有工会的压力，相对已经非常明确可行的“互联网+”的新趋势，产业升级应该更快，更顺畅。这是中国模式 理应呈现出来的优点。

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是理想化的政府，在现实中，巨大的既得利益与部门利益，离政府更近，裹挟着政府因势利导的能力。前述的那些构成中国模式 强大的“因势利导”的因素组合起来，其呈现出的结果，往往并不是“因势利导”，而是“因利而导”，“循既得利益而导”，新经济、创新遇到的阻力比国外大得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