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处于经济繁荣时，没什么人会过度操心最富的1%人群在这种繁荣中享有的份额在持续扩大。而在美国进入衰退、英国跌入财政鸿沟以及欧元区面临生存危机（还有全世界银行家的可耻行径曝光）之后，再也不是只有极左人士才对收入不公感到焦虑了。

大家对如下事实应该没有异议：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富有1%人群的收入占比大致翻了一番，如今达到大约20%。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也可以看到差不多同样的趋势——尽管在这几个国家最富1%人群的收入占比要小一些。而在法国、德国和日本似乎看不到这种趋势。（相关数据来自“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今年夏季这一期中一个优秀的专题论文集的开篇文章对数据作了总结。）

不过我们应该关心这事么？或许应该，原因有二：过程和结果。我们可能会担心富人的收入来路不正：要么来自“老同学关系网”，要么来自欺诈，或者占了纳税人的便宜。抑或，我们可能会担心这种不平等会造成有害结果：令人们痛苦和嫉妒，或者损害人们的健康，或者导致民主制度运转失灵，或者由于富人躺在财富上睡大觉而导致增长放缓，或者造成大量债务而因此导致金融不稳定。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如果认为富人的财富事实上是自己辛苦赚来的，可能会有些不合潮流。然而那些本能有抨击银行家冲动的人，应该看一看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和乔舒亚•劳(Joshua Rauh)的研究成果，该成果也发表在《经济展望期刊》的专题论文集。他们简单地比较了不同行业中赚钱最多的人的命运。你是不是担心，公开上市公司的治理不够有效，造成高管们大肆中饱私囊？我也担心。然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挣得也不少，私有企业的老板、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以及某些顶级运动明星也一样。而以上各种情况中的治理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一个令人不太愿意接受的真相是，收入不公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市场力量造成的，也就是说，是自由达成的契约造成的。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于那些掌握高端技能的人十分有利。在过去的收入分配中，拥有强有力的臂膀、愿意勤奋工作、掌握一点常识往往就能带来不错的收入。然而如今不再是这样了。另外，在收入分配的顶端，赢家通吃的市场正在形成。在这个市场中，最优秀或最幸运的企业家、基金经理、作家或运动员会卷走大多数收益。那种认为有钱人不过是偷走了其他所有人的奶油的观点，可能在情感上容易让人接受，但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在运转良好的市场，人们只有在创造足以匹配其收入的价值后才会赚取高收入。不过，就算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是真的，我们也不一定该就此罢手，对这种不公平置之不理。

这部分是因为涉及的收入总额过大。1993年到2011年期间，美国平均收入总共增长了不过13.1%。但是最穷99%人群（包括所有家庭年收入37万美元以下的人）平均收入只增长了5.8%。这一差距足以反映最富1%人群到底攫取了多少财富。数目太大了。

对于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收入不平等，我列出两个理由：收入分配过程不公平、收入分配结果有害。但是，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是，这两者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有害的结果和不公平的过程彼此促成。社会越是不公平，富有的人就有越强烈的动机，要拆掉后来人上升的阶梯。

在极端情况下，富豪们可以通过收购报纸和电视台、或者资助政治运动改变舆论。那些勉强有能力的人竭尽全力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好的街区、托儿所、中小学、大学以及实习公司——我们都知道，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距可以大到什么程度。

另一位为《经济展望期刊》论文集撰稿、参与讨论的作者迈尔斯•克罗科(Miles Corak)，是代际收入变动领域的专家。该领域研究富有的父母是否会有富有的孩子。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在最不公平的发达国家——英国和美国——收入的代际传递趋势十分强劲。而在丹麦这类更公平的社会，社会优势地位传承至下一代的倾向弱多了。

关于收入不公加剧，以下是一个令人不吐不快的认识：我们的社会变得越不公平，我们所有人就越逃脱不了这种不公平。富人会觉得必须竭尽全力阻止他们的孩子从收入的阶梯上滑落。而穷人则发现，那些最好的中小学、大学、甚至艺术俱乐部以及芭蕾舞培训班，都会被一堵费用的高墙或供不起的房子挡住。

建立自由而基于市场的社会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最大潜能。不过，我们在某处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