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被人为压低的存款利率，不能帮助普通老百姓抵御通胀对购买力的侵蚀。近几年钱变“毛”了，几乎是所有人的切身感受。只有在个人储蓄存款利率特别是中小额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完全放开后，在银行充分竞争存款的条件下，普通老百姓才能真正享受到利率市场化带来的红利。而实际情况是，存款利率的变相市场化过程，其实早就开始了。
近两个月舆论再度聚焦利率市场化议题。先是中国央行7月份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而后8月19日，中国央行周小川表示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已做好准备；随后市场传闻中国央行将在近期推出大额可转让存单，并可能放开5年期存款利率上限，传闻一出，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陆续上调3至5年中长期存款利率至10%的浮动上限。
随着政策变化、市场反应以及媒体热议，已经引发部分储户开始考虑转移存款了。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到银行把钱存定期是他们主要的储蓄方式，显然贷款利率放开的效用远不如存款利率上浮来得实惠，可见他们对存款利率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
根据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成熟的利率市场化经验来看，银行利差收窄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差，放开存款利率限制将对银行利润构成直接损害。因此，银行对于放开存款利率的抵触，要远远强于对放开贷款利率的态度。在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存款利率市场化是最具有实际意义、最为关键的一步，但同时也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目前得到决策层、学术界、金融业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应采取渐进式，原则是先贷款后存款，先外币后本币，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1996年中国以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为突破口，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正是按照上述步骤层层推进的。根据上述原则，下一个利率市场化的政策突破口很有可能是大额存单和中长期存款利率。不过，由于大额存单的面额起点可能是100万元甚至更高，这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手中的资金具有不小差距。而5年期存款，从实际情况看，很少有人会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原因是一旦中途支取，只能按活期存款计息，本金虽无忧，但是收益较小。可见即使目前推出大额存单、放开5年期存款利率上限，对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也是有限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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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股市令人想起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内地股票投资者既经历着最好的时代，又经历着最坏的时代。
这出“双城记”在深圳和上海之间展开。深证综指(Shenzhen Composite)现在的表现使之成为亚洲股市新的明星股指，而上海股市则是内地更知名、更成熟的股票市场。
在全球新兴市场近期暴跌之后，深证综指今年迄今上涨13.8%，增幅高于亚洲表现第二佳的市场——菲律宾。深市也是中国中小板指数的诞生地。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对中国重拾信心。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仍是亚洲最不受欢迎的股指，今年已下跌8.6%，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将它视为中国旧经济的代表。
金融、能源和原材料类公司占据上海股市约七成，其中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尽管许多分析师认为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企稳，但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观点，即中国需要开始大幅重组整个经济模式，从促投资向促消费转移。投资者已经开始调整方向。
尽管中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但类似的场景同样在香港上演。H股市场——由离岸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组成——今年跌幅近15%。但由中国公司组成的小盘股指数香港创业板指数(Gem)却上扬8.5%。
“这与经济内部的相对吸引力有关。大盘股反映出全球对中国的怀疑，以及中国的增长在放缓，”麦格理(Macquarie)研究亚洲小盘股的杰克•林奇(Jake Lynch)表示，“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对私有公司采取更友好的政策……或许市场听取了这些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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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如今，中国的家庭主妇不太可能面临“无米”的窘境。国内大米收成接近纪录水平、供应充足的中国，今年将首次超过尼日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进口国。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除了个别年份因恶劣天气导致农作物歉收外，中国始终是水稻净出口国，多余的水稻被运往亚洲和非洲。根据美国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数据，1998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的大米出口国，出口量占全球市场的14%。
然而过去三年里，中国变成了大米净进口国，积极从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进口水稻。
进口量增长的背后，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是中国政府对粮食价格的支持导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促使中国的粮食加工厂采用廉价的外国大米。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Beijing Orient Agribusiness Consultants)农作物分析师马文峰表示：“对企业来说，收购国内大米的成本远高于进口大米的成本，因此他们宁愿进口大米。”
为鼓励农业生产，中国一方面向农民提供补贴，一方面为特定的粮食作物设定了最低收购价，以减少国内大米市场的波动。然而，这意味着某些农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脱钩”。
中国政府为国内的长粒大米设定的最低收购价是每吨420美元，而这种大米的现货价格达到了每吨大约600美元，这比越南的大米基准价格高了大约50%。
2012年，中国进口了290万吨大米，相比之下尼日利亚的大米进口量为340万吨。今年中国预计将从国外市场进口300万吨大米，将超过尼日利亚240万吨的进口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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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处于经济繁荣时，没什么人会过度操心最富的1%人群在这种繁荣中享有的份额在持续扩大。而在美国进入衰退、英国跌入财政鸿沟以及欧元区面临生存危机（还有全世界银行家的可耻行径曝光）之后，再也不是只有极左人士才对收入不公感到焦虑了。
大家对如下事实应该没有异议：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富有1%人群的收入占比大致翻了一番，如今达到大约20%。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也可以看到差不多同样的趋势——尽管在这几个国家最富1%人群的收入占比要小一些。而在法国、德国和日本似乎看不到这种趋势。（相关数据来自“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今年夏季这一期中一个优秀的专题论文集的开篇文章对数据作了总结。）
不过我们应该关心这事么？或许应该，原因有二：过程和结果。我们可能会担心富人的收入来路不正：要么来自“老同学关系网”，要么来自欺诈，或者占了纳税人的便宜。抑或，我们可能会担心这种不平等会造成有害结果：令人们痛苦和嫉妒，或者损害人们的健康，或者导致民主制度运转失灵，或者由于富人躺在财富上睡大觉而导致增长放缓，或者造成大量债务而因此导致金融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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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还是拉美，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过去三十年令人惊叹的经济成就源自那场始于1978年的翻天覆地的变革。那场变革沿所有制、价格、市场开放与扩容三条主线展开，历经跌宕起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红利”。事实上，中国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从上世纪1980年代的试水，到1990年代的整体大幅推进。但到本世纪初，某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陷入困境甚至倒退，进入“深水区”。
停滞之际，各种利益关系交错博弈进一步复杂化，财富分配、资源配置、市场外部性尤其尖锐突出，引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社会风险事件频发，中国又到了跟30年前一样不进则退的十字路口。当下中国经济正在忍受下滑的痛苦，卧薪尝胆的目的是换取时间和空间来再次凝聚共识，奋力推进改革。资本市场也在调低对经济增长速率的预期，并把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今年秋天的18届三中全会，期待它会给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蓝图、实现路径和推进时刻表。
改革的七大支柱
我们判断这张蓝图由七大主要支柱构成：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土地和户籍改革则是下一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增长动力和活力的关键；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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