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正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时代现实，调整改变自身制度安排和战略认识误区，尽快在中国重大核心战略利益上调整历史上形成的封堵思维和政策

　　欧债危机使年轻的欧元面对生死考验，美国复苏乏力仍经受高失业率煎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治理通胀挑战，资源出口国增长被动跟随大国经济涨落。虽然世界主要经济体各有不同故事，全球经济已步入调整期应是一个基本事实。

　　大调整的背景

　　扩张孕育矛盾，繁荣承接调整。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的全球经济调整，为后来全球化开放发展廓清了基础，目前全球经济受全新因素推动，正处于一个更为深刻的大调整的历史节点上。

　　推动新一轮调整的大历史背景，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发展探索，先后选择改革开放道路，发挥比较优势快速追赶，并以其逐步增大体量与全球经济旧格局互动并派生内在调整诉求。直接驱动因素则是孕育危机风暴的早先失衡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过度负债消费增长”及其融资模式无法持续。

　　希腊、意大利等国正品尝过度负债增长的苦果。以希腊为例，1990~2008年经济增长对消费平均依赖程度为90.4%。高消费率加上基本投资支出导致显著外部失衡，危机前十余年希腊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率通常在10%以上，外债从2004年的1220亿欧元上升到2009年2230亿欧元，外债GDP占比从65%上升到93%。

　　如果说传统宏观纪律松弛的希腊能轻松举债多亏了欧元“托市”之功，美国的类似表现更直指问题本质。2001~2009年美国消费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为112%。即便在2002~2007年的景气时期，消费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仍高达89.5%，比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均值超过10个百分点。新世纪初美国投资疲软，资本形成增速已降得很低，但高消费仍导致外部逆差空前扩大，债务率从2001年的57%升到2008年的70%，2010年到达93%高位。

　　负债与债权形影不离。两类经济体是美欧过度负债的主要借贷方：

　　中国等具有制造业竞争优势的贸易盈余国，一段时期来经常项与私人资本项盈余大规模增长，通过官方储备扩张被动积累外部债权。2000~2010年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从1.98万亿美元增长到9.65万亿美元，增幅三倍多；同期中国外汇储备从1683亿美元增长到2.85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从8.5%上升到29.6%。

　　资源出口国是第二类储蓄输出国。全球景气增长环境中，这些国家“地下资源储蓄”挖到地上，再通过出口转换为用美元、欧元标价的各类资产，派生对发达国家的大量债权。由于近年石油等资源价格飙升，拉高“地下储蓄”相对金融资产的转换比率，使这些国家输出储蓄能力得到惊人增长。

　　初步匡算结果显示，新世纪最初十年，涨价因素使OPEC石油出口“额外收入”高达3万亿美元。俄罗斯“额外收入”约万亿美元，使得俄罗斯在扩充军备和改善民生的同时，仍能坐拥5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资源出口收入激增通过各类投资渠道为美欧负债增长提供融资。

　　这个前所未有的负债增长模式能否持续？危机前美国朝野曾就此展开争论，以至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认为有必要专章回应这个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误判和国际政策机会主义动机，这个集美国政学两界精英共识的权威报告，对上述问题得出了过于乐观的不正确结论。

　　这里抄一段原话：“原则上说，假如美国能够利用这些资金来促进未来增长，从而维持美国作为外资流入首选之地，美国可以无限期吸纳净资本流入并维持（经常项目逆差）。实质问题不在于外资流入规模，而在于外资利用效率。如果外资能够促进投资、生产率和增长，则外资流入能够对美国和全球产生积极影响”。

　　当时美国信心满满，关键是凭仗其金融优势：由于华尔街在全球范围内不可取代的金融能力和地位，全世界把钱借给美国符合行业分工规律。然而就在“金融优势论”仍余音绕梁之际，美国金融系统心脏——华尔街成引爆危机之源。

　　大调整推动三重转变

　　早先的增长模式已经终结，全球经济大调整难以避免，调整将伴随和推动三重转变：

　　一是各国需努力践行G20戛纳峰会确定的保增长方针，然而全球经济增速减缓构成调整时期难以回避的现实。

　　美国经济“复苏不易，景气难再”，其基本面条件仅能支持1~2个百分点的低增长。即便未来回归相对正常状态，美国历史上对全球增长曾发挥的引擎带动作用也将下降。

　　随潜在供给扩张速度逐渐回落，中国会告别过去三十余年两位数的平均增速，“十二五”年均增速估计会下调到8%左右。以美元衡量经济总量年均增长率，也可能会从2003~2010年20%的实际高位均值逐步回落，不过年增量贡献将从目前1万亿美元逐步上升到5年后2万亿美元之数。如无特别意外情况，中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居于全球增量最大贡献国地位，并有望以十年左右时间成为用汇率衡量的全球最大经济体。

　　欧元区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最大。即便目前应对危机第二阶段实施的紧锣密鼓措施大体奏效，欧元区经济未来几年平均增速也会下降到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区间。如果出现日前欧盟政要警告的欧元解体的最坏情况，则可能一段时期内将面临跌幅为15%~20%甚至更高的负增长。欧债危机不同演变路径和最终如何了断，是决定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单个因素。

　　二是无论出于主动或是被迫，各国在调整期都需将结构调整政策置于更为优先位置。欧盟在应对刻不容缓的债务危机的同时，将不得不正视欧元体制与生俱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切实调整和解决其体制矛盾和缺陷。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制度危机叠加并发，使欧盟调整之路最为艰难也最具悬念。

　　作为全球最强大经济体，美国应正视调整现实，放弃采用货币数量超常宽松手段来摆脱困境的意念，通过艰苦的结构调整将巨大债务回调到可持续水平，从而为真正强劲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作为处于全球技术产业前沿国家，美国只有成功拓展这个前沿边界，才能从根本上为全球和美国经济繁荣注入活力。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也应尽快务实改变历史形成的对华政策中的封堵因素，以更加重视利用中国发展积极机遇作为坐标调整的政策取向。不切实进行上述调整，发誓搞“再工业化”和出口翻番，都不是治本之道。

　　作为最重要的新兴大国，中国面临自身特有的改革调整使命。当务之急是要深化改革、完成体制转型。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土地流转权，推进户口制度改革赋予城乡居民平等公民权，要深入反垄断、松管制以赋予民企平等市场准入权，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调节收入分配，深化汇率利率体制改革以建立和完善开放大国经济所需要的宏观政策架构。

　　中国过去几十年奇迹般增长的基因密码在于改革开放，中国审时度势推进改革完成体制转型仍将释放巨大能量，为支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追赶提供后续动力，也将为全球经济在大调整时期维持基本增长态势提供重要保障。

　　三是因应世界格局演变，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入手改革调整全球治理架构。要重视培育发挥G20这个全球事务新治理平台的特殊作用，积极改革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内部治理方式；要更加重视发展主题，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各自优势，更有效帮助经济后进国家解决发展面临的特有瓶颈和结构难题，使全球化开放增长更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普惠性。

　　在这次大调整阶段，欧洲将更多忙于应对内部危机，日本经济地位仍将相对回落，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关系的演变，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中美两国能否摒弃前嫌、减少误解、增加互信、扩大合作，将是决定全球经济调整平顺展开和最终成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应弘扬邓小平“三个面向”指导方针，在当代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制高点上，重新审视六十余年成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大胆改革现有体制、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中残存糟粕因素，为中华民族崛起构筑现代制度和价值观基础。而美国，应正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时代现实，调整改变自身制度安排和战略认识误区，尽快在中国重大核心战略利益上调整历史上形成的封堵思维和政策，切实拓展两国合作空间和战略互信基础。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