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公交车没有零钱，李先生拿着50元向同车乘客换零，岂料却引来其他乘客的误解，被当成骗子的李先生正在尴尬之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花甲老人出手相助，付了车费，帮助李先生摆脱难堪。兑换零钱却被误认为是个“骗子”，人际间如此冷漠，这让李先生郁闷感慨。对此湖北梅广先生认为，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心理动机是不可测度的，可有些人偏就喜欢习惯性怀疑别人做事的动机，这实际上也就是对别人心理活动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测，这种遇事尽往坏处想的心理，往往会把简单的事情搞得更为复杂，也进一步加剧了人际关系的冷漠。（11月7日《西安晚报》）

    似乎是在南京“彭宇”案后，不敢伸手帮助跌到老人的新闻，就累累见诸报端格外刺眼。

    不说别的地方，就在彭宇案发生的南京，一名75岁的老汉，在下关区三汊河公交车站下车时，一头从车后门跌倒在地，爬不起来，而跟在身后的乘客都不敢上前救他，老汉大喊：“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2009年2月24日新华报业网）其后，在浦口区江浦街道市民广场，一位七旬老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动弹不得，可是20分钟内，周围一圈人却没有一个伸出援手，后来还是城管队员将其送入医院。（2009年6月4日《环球时报》）

    以上两例，毋容置疑地证明了“习惯性质疑”和“群体性冷漠”，已经成为时下社会的一种“疾病”。但能怪“冷漠”的群众么？似乎不能。诚如一位网友赋诗所言：“好事做不得，好汉不能当。殷鉴不远处，彭生为榜样。”再以西安“换零”的事情为例，在南门外公交汽车站售卖饮料的王师傅告诉记者：“一名妇女拿着一张100元的整钞说自己要坐公交车，没有零钱，让我帮忙换些。看着妇女焦急的样子，出于好心我就换了，等人走后我才发现自己换回来的是张假币。你说这零钱我敢换吗？”说起来有些“丢分”，我就在西安火车站的一家饭馆，被人用古典戏法，“换”丢了十三张面额十元的钞票，损失130元钱，事后才知道这是“搓钱”。可我当时纯粹是与人为善，所以感受到的“郁闷”，绝对不比李先生少。后来我把这种感受，写进《遭遇无耻》一文，发表在省内的一家报纸上，其中写道：“倘若一开始就对一个陌生人心怀戒心，可能会降低此类问题发生的概率，但也可能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拒之门外，人际之间的关系也会‘冷’了许多，或许正缘于此，才是‘好人难做’感慨发生的原因。”你看，八年前我的感慨，和现在李先生的感慨，何其相似乃尔！

    人必须生活在现实当中，现实是生活最好的导师。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现实教训搁在那里，才让人有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所以就不能一概埋怨。但是，彭宇或类似彭宇的事件，都不能成为人们不愿为善的借口，因为人是具有社会性的高级动物，社会性决定了人不可能单打独斗，必须生存在一种“组织”之中。而每个个体的向善行为，才能使组织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人人都不利他，利己的可能几乎没有，有了也不会持之既久。无数事实证明，一个社会倘若把急公好义、义无反顾当作崇尚的道德标准，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中，又充满着善行天下、克己奉公的行为取向，这个社会一定是充满希望的社会，否则就会一片混乱。就个体而言，为什么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修齐治平独善其身，其中就有达成社会整体和谐的深远意图。如果每个人都“理性”的计算了成本收益，担心受到损失舍弃援助，下一个遭遇尴尬的，会不会就是我们自己？当然，也只有当人们不仅从“自利”的原则出发，而且还能顾及“利他”并使“利他”的行为大量出现，社会也极力褒奖这种行为。那时，现实又教会我们毋需冷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