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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是国家机密?

《职业经理人周刊》
  河南“80后”青年王清,于去年底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其中共性问题为“三公”消费公开。直至今年7月初才拿到最后一份回复,却没有一份完整的实质性内容,提交申请之后,他更是被有些单位怀疑是间谍。

  这顶“间谍”的帽子太荒唐

  查阅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间谍是指被敌方或外国派遣、收买,从事刺探军事情报、国家秘密或进行颠覆活动的人。要求公开公款消费就是“间谍”?个别行政单位如此郑重其事地巧立名目让人难以置信。

  首先,说明个别行政单位不懂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公民对政府机关拥有监督权、批评权、控告权、建议权等,这在我国《宪法》里写的清清楚楚。

  其次,说明个别行政单位“家天下”意识浓重。长期以来,一些官员始终错误认为:自己所在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如何花费财政钱,那是“自家的事”,与他人无关。当被公民要求公开财政资金花费等信息时,自然会惊诧,甚至愤怒,进而“以小人之心”质疑他人动机和目的,由此,将要求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疑为“间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说明个别行政单位心虚。一些行政单位之所以害怕公民监督,就是因为其诸多消费实在经不起公民监督,见不了阳光。假如信息一公开,别说招架不住社会的谴责,即使自己都会脸红害臊。

  作为行政单位,主动顺应时代、顺应民意,应是政府职能的回归,同时,也是打造开明政府、责任政府应有之义。(惠铭生 市民)

  小伙的行为体现出公民精神的进步

  181个行政部门仅仅有十分之一在法规条例规定时间内给出了回复,而剩下的绝大部分部门哪怕是一纸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文”,也需要一个公民通过行政复议、诉讼和投诉的渠道来催逼而得。此番图景展示出来的,已经不是一个政府部门的懈怠渎职,而是一块冗厚的“行政壁垒”横亘在眼前,让公民权利诉求几乎会屡屡碰壁。

  公民无权利,则公权无秩序。在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中,最需要遵纪守法的是政府部门,只有政府部门率先垂范,才能给社会公民一个可以预期的自身行为判断。相反,在公民权利逐渐丰满而生动的成长过程中,最为可怕的障碍就是一些政府部门“法盲”。这既需要加强对政府部门守法的监督和保障,譬如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行为,应该给予处分,让规范政府部门自身的条例不至于悬空;还需要人大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譬如加强对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的审议,强迫其消费支出公开;也需要公民权利对政府公权力形成一种挤压和催逼之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清虽然最终拿到的是181份“没有实质内容”的回复,但是申请公开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对当地政府部门公权力的“观念启蒙”,让“行政壁垒”有了松动的可能。从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到向政府部门索要法定权益,这是一种公民精神的进步。理论上,公民精神的进步和政府部门对权力的约束,合拍共振,社会才会不断累进。显然,这是一个王清所不可承受之重。(燕农 评论员)

  民主制度建设需要这样的“民主人”

  敏感的“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没有一个准确的、权威的数据。有资料显示,1999年时官员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在几年前我国“三公消费”就近1万亿元,现在恐怕这个数字也打不住。曾有官方声音为“三公”消费额辩护,但也给不出具体数据来。“三公”消费就这样“潜伏”下来,倒是有点像“间谍”。

  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赋予公民了解政府信息的权利。但从这一《条例》的执行情况看,公民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作为一项民主制度,完全依赖于政府不折不扣地将信息公开,有点“理想化”。有关专家认为,“一个好的民主制度先要有‘民主人’”。加速政府信息公开,公民要做“民主人”。

  “公民诉求”能否进一步激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能否让“三公”露出真面目,我们拭目以待。(冬雪草 媒体从业者)

来源:半岛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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