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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协会长邓崎琳:求解中国钢铁业三大难题

《职业经理人周刊》
    由于电煤供应趋紧,煤炭价格快速上扬,而眼下正是2010年煤炭供需合同签订时期。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表示,如果煤炭企业盲目涨价,有关部门将进行调控。

    截至28日,秦皇岛港煤炭离岸平仓价格再次向上攀升,其中发热量为4500大卡动力煤价格为610元/吨-630元/吨,5000大卡发热量山西大混煤炭价格为660元/吨-680元/吨,5500大卡发热量山西优混动力煤价格为770元/吨-790元/吨,5800大卡发热量大同优混价格为810元/吨-840元/吨。

    “煤炭企业调整价格时一定要关注上下游企业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冷静定价。如果盲目涨价,政府有关部门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定根据相关条规进行调控。”姜智敏说。

    但记者发现,在本月1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煤炭产运需指导意见中,特别提出发改委今后将会同有关部门确定衔接原则、政策和运力配置意向框架等,协调解决衔接中的问题,言下之意是减少干预。

    “减少干预不代表不干预。”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市场观察员李朝林对记者表示,“以往,一旦煤炭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国家有关部门会‘出面’协调,维持煤炭产运需的正常运行”。

    针对当前的煤炭价格疯涨,李朝林表示,最紧要的是扩大产量,“产量上不来,供求一边倒,煤炭价格还会上涨”。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的钢铁行业。

    说形势不好吧,中国的粗钢产量全球一枝独秀;说形势不错吧,却又是问题成堆:产能过剩严重,政府限产结果越限越产;产业集中度太低,兼并重组推进困难;铁矿石依赖进口,价格受制于人……

    2010年即将到来。中国钢铁工业今后如何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带着许多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

    1.4亿吨落后产能必须淘汰

    记者:这一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钢铁行业波动很大。武钢采取了哪些应对危机的举措?

    邓崎琳:今年是武钢有史以来生产经营极为困难、压力最大的一年。为了应对危机,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亏损的产品我们坚决不生产;二是大幅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同时清仓查库,能不买的就不买;三是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废品、次品;四是精简10%的机关人员,充实到生产、销售一线去。

    记者:那么今年武钢的经营业绩怎么样?

    邓崎琳:我们今年的粗钢产量大约是3000万吨,销售收入1500亿元,利润完成国资委考核指标;产销率100%,开工率8月以前是85%,以后是满负荷生产。

    记者:今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很受关注,但对这个问题业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产能过剩是存在的,但未必有那么严重,因为整个行业产销率还是不错的。不知道您怎么看?

    邓崎琳:今年前11个月,粗钢产量已经达到5.18亿吨了,估计全年可以达到5.65亿吨。我们年初也没有预料到产量会这么高。

    产能过剩肯定是存在的。中国现在粗钢产能已经超过7亿吨了,而且恐怕不是7亿吨就打住了。需求呢,我估计在5亿至5.5亿吨,最多5.8亿吨吧。虽然中国现在人均钢材消费量只有360公斤,比发达国家工业化高峰期的人均800公斤要低不少,但是我们的产能扩张太快、太早了。而且有1.4亿吨产能是不符合质量和环保要求的落后产能,必须淘汰掉。

    记者:您认为该怎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呢?

    邓崎琳:一要靠市场之手,二要靠政府之手。目前市场之手的作用发挥得差不多了,政府之手还要加强。

    记者:您预计明年钢材市场行情怎么样?

    邓崎琳:我认为随着经济的复苏,行情会略好于今年。

    记者:今年基建投资拉动了长材需求,中小钢厂的日子比大钢厂好过,您觉得这种情形明年会不会持续下去?

    邓崎琳: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板材还不如长材好卖。以后基建投资力度很难保持今年的力度,而且随着工业生产的复苏,我认为板材的需求量会逐步增加,长材应该不会有今年上半年这么旺了。

    推进异地重组须加强政府协调

    记者:钢铁行业除了产能过剩外,还存在集中度不高的问题,国家一直在努力推进钢厂之间的兼并重组。近年来,武钢先后重组鄂钢、柳钢、昆钢,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您能否介绍一下武钢重组方面的经验?

    邓崎琳:我们重组鄂钢、柳钢、昆钢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鄂钢是湖北省以资产划拨的形式归入武钢的,重组以后,鄂钢规模从200万吨发展到近400万吨,职工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昆钢是武钢以购买股份的形式实现控股的,重组后双方合作很好,武钢对昆钢进行技术改造,制订发展规划,并实现产供销一体化。

    对柳钢的联合重组是另外一种方式,武钢用350亿元,柳钢用90多亿元资产,成立一家公司,共建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

    记者:我们国家钢铁产业布局似乎不太合理。

    邓崎琳:是啊。中国的大钢厂都在重要城市,而美国、日本、欧洲的大钢厂都在沿海,沿海既有利于环保,也方便运输。另外,我们的钢厂集中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西南、西北很少。

    记者:优化布局必须推进兼并重组,但是现在很多省份都只愿意推动省内钢厂的兼并重组,不太欢迎外地的大钢厂进来。

    邓崎琳:这个其实也不能怪地方政府。钢厂产值大,是地方的纳税大户,能拉动地方的GDP。地方上不愿意放手是可以理解的。此外还有一个感情问题,本地企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突然要交给别人了,难免有些舍不得。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中央做更多的协调工作,比如在推动异地重组时,对交出钢厂的地方进行财政补贴或减少考核指标。

    要建立铁矿石中国价

    记者:今年武钢在走出去收购境外资源方面成绩很大,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邓崎琳:今年我们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以较低的价格收购了不少资源,包括加拿大CLM项目,澳大利亚CXM、WPG项目,此外还有马达加斯加和委内瑞拉的项目。

    记者:据说前几天武钢刚刚和委内瑞拉矿业集团达成了一个五方协议,您能否透露协议价格和供应量?

    邓崎琳:我们达成的价格比市场价低6.5美元,供应量是每年800万吨。

    记者:您怎么看今年铁矿石谈判的结果?

    邓崎琳:今年5月,日本与力拓达成降价33%的协议,这大大低于中方要求的40%以上的降幅。中钢协经过商议后决定不跟这个价。我们的考虑是,当时我们港口库存的铁矿石就有7000万吨,而当时的市场价比日本达成的长协价低9美元,这个长协价明显不合理。同时,中国是铁矿石最大的买家,日本每年只进口几千万吨,而中国今年前11个月就进口了5.6亿吨。中国要有中国价。从今年全年的情况看,我们实际进口铁矿石的平均价格也不比日本价高。

    记者:三大矿山在凭借它们的垄断地位牟取暴利。

    邓崎琳:其实,真正的企业家是不会干这种事的。现在中国钢产量很高,过几年我们的钢产量下降了,它们的矿石卖给谁去?矿山和钢厂要长期合作、互利互惠才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矿山都是股份公司,请来的职业经理人都只追求自己任期内的短期效益,没有长远眼光。如果是家族企业就不会这么干。

    记者:您认为这种局面下中国应该怎么维护自身利益?

    邓崎琳:我们还是要努力争取中国在铁矿石问题上的话语权,要在国家层面上推行铁矿石进口代理制;同时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发境外资源,并在国内加大资源开发力度。

    记者:今年初中钢协通过了《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自律公约》,要求推行进口代理制,但是效果不太理想,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邓崎琳:《自律公约》顾名思义只是自律性的,没有什么约束力。关键是要由政府出面强制执行,要对不遵守规定的企业进行处罚。

    记者:推行代理制是不是意味着只买长协矿?

    邓崎琳:长协矿是在矿石紧缺时的市场行为。现在市场上矿石多得不得了,长协矿已经没有意义了。

    记者:如果长协矿没有意义,那铁矿石谈判还需要吗?

    邓崎琳:刚才我说了,要建立一个中国地区价。

    记者:但是那还是得与三大矿山谈啊。

    邓崎琳:谈吧,武钢也参与谈。但是我们一边谈一边在国内找矿山开发,在海外参股开发。铁矿石必须自给,不能靠别人,别人是靠不住的,他随时可以掐住你的脖子。我相信,长则五年短则三年,武钢的矿石供给状况将会有根本性改观。
来源:上海博源物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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