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娜和卡洛斯分别来自德国和墨西哥，他们在瑞典定居，育有一女四岁、一子一岁。他们分别和孩子们讲各自的母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彼此间用英语交流，孩子在幼儿园里说英语和瑞典语，是三国国籍持有者。

这样的孩子被称为“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简称TCK）。在全球化的浪潮下，TCK家庭也由最初的战后移民、外交官和传教士子女变为更复杂多样的外派员工和跨国婚姻家庭的孩子们。甚至有些父母本身就是TCK，组建家庭后选择继续这种生活方式。

这个群体里不乏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科林•弗斯(Colin Firth)这样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们在孩提时期就周游列国。调查显示他们平均曾在四个国家居住过，绝大多数人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至少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另一方面，他们自幼经历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的状态，过早体会世事无常的残酷，很多人饱受心理挣扎甚至创伤，长大后人际交往和自我认同始终过于与众不同。

妮娜和卡洛斯的女儿娜塔莉已经四岁了。当我问她那个关于TCK的经典问题—— “Where are you from？”的时候，她的答案是Staffanstorp（斯塔凡斯托普）——也就是她目前生活的城市名称。但她也同时知道爸爸妈妈的很多亲人生活在“很远的，需要坐飞机去的地方”，并且他们“说不一样的语言”。大概因为上国际幼儿园的关系，小小年纪的她并没有太多关于自身身份（identity issue）的疑问和思考。

妮娜说，如果女儿将来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有困惑，自己会说她生于瑞典，所以她来自于瑞典（She is from Sweden），这和“她是瑞典人（She is Swedish）”是有区别的。当然如果娜塔莉认为自己就是瑞典人，那是她自己的解读。毕竟她有三本护照，从法律上来说她的确是“瑞典人”。身为父母的卡洛斯和妮娜并不是TCK，他们对于各自的原生文化很了解也很有归属感。墨西哥和德国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大家庭和根，所以他们也希望对于生在瑞典、长在瑞典的子女来说，这两个国家和其代表的文化不仅仅是一本护照而已。这可能也是他们选择国际学校的原因：这里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是各种各样背景的TCK，每个人身上的“Where are you from”故事都不简单。

我想这些孩子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如果你问一个TCK“你从哪里来，你是哪里人”，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答非所问式的“我父亲是xx人，母亲是xx人，我现在生活在xx处”。因为这其实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答案。他们从不完全属于某个甚至某几个国家、民族或文化，但在他们身上你又看得见所有这一切背景的烙印。有的TCK选择“以上皆是”，也有选择“以上皆不是”。

玛利亚就是一个选择“以上皆不是”的十四岁少女。玛利亚的父母来自于哥伦比亚，但青年时代就移民去了西班牙。由于语言文化的相通性，她的父母来到西班牙后适应发展得很好。由于父亲工作缘故，玛利亚一家已经搬到瑞典生活了五年。我和玛利亚的母亲卡门是好友，她对于西班牙尤其是之前生活过的城市马德里感情很深，如果不是她自己告诉我，我会以为她是个地道的西班牙女郎。她和丈夫之前一直辗转于各国工作生活，非洲、亚洲、北美洲……随着女儿们的到来，他们缩小了生活半径，选择暂定居在北欧，想回西班牙的话也就是两个小时的飞行而已。

“你从哪里来”和“你是哪儿的人”并不是相同概念的观点，在卡门九岁的小女儿伊萨这里再次被验证。

当我问她“Where are you from？”的时候，她毫不犹豫的说马德里。

我又问道：“那么你是西班牙人咯？”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是的。

“那么你父母是西班牙人吗？” 我再问，伊萨解释说：“我爸妈是哥伦比亚人，但在西班牙生活了很长时间。”

我曾经在她姐姐玛利亚那里也听到过一样的话。卡门和丈夫的母语本就是西班牙语，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化基底都有浓重的西班牙成分，这二人也早就入了西班牙国籍。说实话在我看来他们就是西班牙人呀，为何女儿们一再强调父母是哥伦比亚人？伊萨有些面露窘色，倒是玛利亚坦率甚至略带不屑的说：“我妈妈不太愿意说起她在哥伦比亚的生活，尽管我们也时不时回去看望外祖父母和舅舅们。但她觉得哥伦比亚名声不好呗，就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一面。”

对于两个姑娘这样的解读，我有些意外。在我看来卡门并没有和我隐瞒过她哥伦比亚的背景，但我也可以理解她作为一个母亲，想在新环境下保护自己孩子和家庭的初衷。人口的流动方向绝大多数时候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更发达和安定的地区，这本就无可厚非，但谁知处理不当时却令下一代的自我认知产生困惑甚至曲解。

所以卡门最近有些心烦，玛利亚进入青春期，开始有自己明确的事业规划——时装设计。设计是北欧的强项，意味着这里有很多高校和机会可供选择。但玛利亚对于瑞典没有任何喜爱，在瑞典的经管学校学习五年，但她就是不学瑞典语，尽管她其他功课都很不错。玛利亚估计是打算一到成年，可以自己做决定时，就要离开瑞典。卡门有点自责，觉得是自己对于瑞典是过客的态度影响到了女儿的心态。而且随时可以回西班牙过个长周末的这种便利，也使得打破舒适区成为一定的难题。孩子们尚在成长中，她们有这么难得的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开阔视野、吸收精华才是卡门这样的父母的初衷，而不是希望孩子一直活在一个大泡泡中。我有时想，如果当初让玛利亚一来瑞典就进入当地学校，五年后的今天会是什么样？

尽管很多TCK对于伴随其成长的多元化有过很多挣扎、迷惑、抗拒，但大部分人成年以后都不后悔有这样独特的成长历程，大概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多元复杂才是生命的真相吧。比如，TCK从小就明白这里的人爱吃米饭，那里的人习惯吃面；这个手势在这里很受欢迎，可在那里是万万不可的；某些动物在这里是用来使唤的，在那里就是用来供奉的。这也让孩子们学会了自己摸索思考和宽容看待所谓的异己。 据我观察，TCK的后代们普遍比同龄人具有更强的好奇心和同理心，对于未知的人和事表现得更大方友善。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善于联想（making connection）、愿意尝试（risk taking）、思考的角度也往往有些刁钻（outside of the box）。

TCK因为自身经历的缘故是很容易产生跨国婚恋的群体，有了下一代后很多会选择继续这种生活方式。这些两代以上TCK的家庭在外人看来复杂的要命，每个成员介绍起来都不是一两句话那么简单。

我认识的另一家人，女主人米拉是俄德混血，生在中亚，父母离异后随母亲回德国生活至成年，之后自己到西班牙学习生活，目前和从古巴移民来的老公定居在瑞典。他们的孩子们虽然都在瑞典出生且瑞典语流利，但有的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有的认为自己是瑞典人，有的则想成为华人（且认真的在学中文）。所以在他们家常常西语、英语、瑞典语、汉语混着说，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一团乱麻，在他们家却是日常。米拉自己是典型的TCK，是可以熟练运用德、俄、西、瑞典、英语，五国语言的global nomad（注：直译为全球游民，指的是那些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地生活，没有归属地概念的，享受四海为家的人）。

像玛利亚和伊萨这样还不成熟的TCK认为“归属感” 更多来自于facts，比如父母是哪里人，自己在哪里出生等不可改变的事实，而人生经历复杂得多的米拉则拒绝这样被限定。她不强求孩子一定要认可自己血统所带来的文化，不强求孩子选择哪个文化作为自己认同感最强的文化，甚至是和自身血缘完全无关的也不要紧。比如她就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尽管她并没有西班牙血统，西班牙也不是她生活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她接触过的所有文化中她觉得自己和西班牙文化最有共鸣，并且她的西语也确实好到可以做母语老师的程度。而她因为对于俄罗斯文化的不认同，尽管按照“facts”来说，她是半个俄罗斯姑娘且生在俄罗斯，但如果别人问起她为何俄语这样好的时候，她也只是淡淡一句“我爸爸是俄罗斯人”来作为解释。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她大女儿告诉她长大以后要成为华人（Chinese）的时候，她完全没有觉得有任何奇怪。

“她从小就对中华文化有种与生俱来的兴趣，要盛装的时候不要纱裙要穿旗袍。所以她告诉我说她以后想去说中文的地方生活的时候，我说好啊，那么妈妈和你一起开始学中文吧。”米拉这样和我说，并且她已经在计划两年后全家搬到台湾生活，孩子们也要去当地学校而不是国际学校。我问她难道真的为了小孩子的一个小梦想就全家搬到完全台湾？！她想了想和我说：“我这么说可能有些神叨叨的。但因为我经历过苏联解体、欧盟的巅峰和后来的经济债务危机。我先生在古巴出生，经历过的政治动荡就更多了。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幸存者，我们都是因为自己的直觉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才会相遇。所以我无法用语言解释，只能说这是直觉。”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活在当下吧！”这大概是很多TCK的共性，里面既有珍惜生命的感慨也有世事无常的无奈。也许是他们习惯了将世界看做一个整体，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只是局部，自己不是那种只能在某处生存的物种，更像是经验丰富的旅人，会在潮汐合适的时候选择登岛，也会在情况变坏之前离开。他们对于所处的环境没有爱国情结和民族主义带来的盲目，一直处于冷静理性的状态，尤其如今有了下一代，更加会珍惜目前这来之不易的“圆满”，因为这正是他们自己成长过程中缺少的。

我问过很多TCK家庭，如果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在离开时如何处理孩子们因此产生的情绪和心理问题，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这很正常，分离时的难过正是快乐生活过的证明。”

“可能我没有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但我的朋友到处都是，在世界很多地方，我都可以打个电话就叫朋友出来见面。我们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分享上次分开后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期的情谊。”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一些回答。

每次和这些人聊完，我都会感觉似乎生活又多了一种可能，因为他们是一群不符合我们熟悉的、任何一种套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