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金融史的发展进程中，信贷出现早于货币，可说是最渊远流长的金融创新。无息贷款源自于亲友之间的扶持接济，本质上是一种慈善捐助行为；有息贷款源自于促进工商的以物易物：向邻居借种子或借铲子之类的行为，带有生产目的与经济效益的预期，以及承担风险与机会成本的对价。

人类史上何时借出第一笔有息贷款，虽然无法考证，但利息是否与某种生产关系挂勾，利息高低是否符合某种道德伦理标准，以及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否被滥用，一直是人类社会试图以法律与科技来协调解决的问题。高利贷与地下金融，即使到了金融互联网的时代，仍是文明社会光明形象的阴影。循此脉络，分析中国互联网信贷平台趣店在美国上市后，因爲创办人罗敏失言而导致股价暴跌的现象，可以看出全球投资人在超低利率环境中的幽微心理与中国经济持续转型的结构困局 。

QE后的高风险乐园

全球金融海啸后，各国央行坚持十年的量化宽松(QE)，促进了各类银行体系以外的融资活动；有些振兴了实业，更多的是放大了投机规模。对需息若渴的投资人而言，互联网信贷平台只是另一种高收益理财产品。至于高收益是冒了多少风险製造出来的，在QE音乐没停止前，精明识趣的投资人不会多问，但多半一只脚踩在出口，随时准备撤退。中国互联网信贷行业中的各种不当劝诱、冒名骗贷、黑箱风控与不规范讨债行为，对华尔街投资人早已不是新闻，遑论保有坚定信心。罗敏失言，赔了市值，赢了先机。趣店后面几家排队等上市的网贷平台，将会面临投资人更严格的检验。只要估值中“阿里系”含金量仍够高，已经现金落袋的趣店仍有极大的相对竞争优势。

日本的非银信贷在资产泡沫崩溃后的通缩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亦可借鉴。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统计，日本高利贷业者有一万家（较1990年代的三万家的规模已有缩小），服务过日本人口的10%，放款馀额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在极端情境下，日本非法高利贷（俗称“闇金融”）的借款人，可能要负担高达每日1%的超高複利。大型的高利贷业者利用上市公司的地位与商业银行合作，虽然维护了日本多层次金融市场的秩序，某些高利贷业者与黑社会的历史牵连，与滥用日本“耻文化”民族性的不当讨债行为，造成相当多社会问题。日本高利贷借款人有些是面临急需但担保不足的老百姓，但也有沉迷赌博、深陷债务地狱的边缘人。日本政府亦努力改善行业形象，并制定许多法规，约束利息上限与严控不当催收行为。做为主流金融体系的平行宇宙，影子金融体系事实上也提供了许多夹缝中的服务，亦承担了相当程度的社会责任。

中国特色的互联网金融

相比之下，趣店的现金贷产品（以及趣分期时代惹起巨大争议的校园贷）透过手机钱包与大数据分析快速核贷的商业模式虽然创新，但这些原本应当用来提供社会各阶层有效金融服务、促进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的互联网高科技扶贫与济急手段，被转来用以刺激非信用卡年轻族群的消费欲望，虽然可说是提供了经济转型的润滑剂，但对饱受债务驱动投资潮之苦的中国而言，实为一记警钟：难道这就是值得市场追捧的、具“中国特色”的互联网金融？

综观历史，中国民间借贷往往遭受各类泛道德化的指控，改革开放前甚至沦为旧社会不公不义的阶级敌人代表，但各种民间借贷仍然在权力覆盖的空隙中生存。商业文化的城乡差异与不同省份间的经济发展落差，是导致中国民间借贷市场巨大差异的主因。互联网金融平台理论上可以藉由让贷款价格与信用记录等信息更透明，促进资本禀赋不同的个人与地区之间的合理“套利”，让市场机制推进资源配置的优化，赋予民间金融一番新气象。这意味著，互联网金融平台其实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服务性质。平台成立的宗旨也许良善，但在浮躁不羁的行业风气影响下，反而成了踌躇满志的互联网创业家与握有海量用户数据的互联网巨头们争地盘与搞垄断的藉口。

金融工具非关道德，倘若设计与使用金融工具的人没有底线，纵容金融资本与网络科技咨意妄为的结果，就是产生一个极小的赢者圈与一大堆其他人——两极分化的反乌托邦。这是比金融槓杆失控崩盘还要严峻的系统性风险。

经济两极分化

意大利社会学家暨哲学家拉扎拉（Maurizio Lazzarato）在《役民于债》(Governing by Debt)一书中曾写道：美国学生群体代表了金融化社会的一种理想情境：一大群借款人与一小撮富裕放款人的子女；在知识的生产中，阶级份际不再仰赖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对抗而维繫，而是由贷方与借方的博弈与权力关系而定义。拉扎拉托亦曾追溯了负债与信仰的二元性：没有对未来的信心，借贷与信仰都无法成立。消费与债务驱动的经济体需要不断製造对未来的荣景，在高槓杆事实上无法也不可能清偿的情形下，风险定价的信心必须奠基于不确定的未来，加剧了经济“脱实向虚”的金融化。

互联网金融若能实质促进金融普惠，其实有机会改善、甚至遏制两极分化。观察中国经济近年来的结构变迁，对比高度金融化的美国社会中因过度信贷而出现的各种症候，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两极分化正在恶化。网贷平台快速圈钱扩张，赴美上市套现，只是表象。解决深层矛盾的症结之一，是检讨如何导正各种层次的金融体系在承担国家基础设施的职能时，因为激励机制的扭曲与问责缺失导致的“利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的负面外溢效果。

国际监管原则

持续完善互联网小微金融的监理框架，是一个非常好的试炼场。国际上针对小微信贷行业的监管原则，侧重在（一）防止过度举债；（二）合约信息透明化；（三）风险定价合理性；（四）客户隐私权保护；（五）禁止不当催收行为；（六）衡平的纷争调解机制；（七）行业自律与企业纪律；可以预期，中国针对网贷平台加强监管的金融法规，应强调平台公众责任与信赖保护机制，最关键的，是促进支持民间金融持续稳健发展的制度积累与文化脉络。

民间金融急难救助的传统，其实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自保险”，兼具公益与私利的性质，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窘境。这正是政府“看不见的手”可以发挥正面作用之处。透过金融科技创新，例如以区块链技术建立的债权交易平台、信用风险监控与信息交换协定、透过物联网技术实现的强制执行程序、尊重知情权、促进实质交易公平的消费者保护机制，配合公私部门的真诚合作，共同维护运营互联网金融平台成为“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才更能加速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

查核算法驱动的信用评分与核贷系统

互联网金融的监理框架，亦有必要针对算法驱动的信用评分与核贷系统建立有效问责与查核机制。透过日夜不停地爬梳蒐集自社交媒体、电商网站及各类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各种算法被用以研究人类的七情六欲、预测消费口味及监控信用风险。很多模型源自于数学、化学与物理学等无机领域，而非生物学、心理学、政治经济社会学等有机领域。在应用与诠释上一旦出现偏差，将加剧社会两极分化，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歧视与偏见在算法的回馈路径中被保存、複製、放大，可能出现反人性的严重后果。

民营企业若将这类算法的所有细节与诱因机制视为商业机密，往往让数学公式成为卸责与扩权的藉口，并收割政治与商业利益。在最极端的情境，完全可以想像这些黑箱算法成为用数学构建的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透过各类物联网监控技术与不透明的演算法“优化”资源分配，对人类进行分类、排序与缺席审判。这些源自人性黑暗面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如果不受监管，有可能撕裂社会，甚至让人类文明崩溃。

历史证明，过度执著追求财富与权力的诱惑，往往让人中龙凤堕落成衣冠禽兽。货币的问题来自信贷，信贷的问题来自人性。挑战非常巨大，我们依然在路上。中国互联网金融精英在高速扩张之馀，或许该重新思考金融促进实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谦冲自抑，莫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