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约翰·拉普利 (John Rapley) 的新书《财神们的暮年：成为宗教的经济学是如何误入歧途的》 (Twilight of the Money Gods: Economics as a Religion and How it all Went Wrong) 。该书于7月13日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约翰·拉普利是一位学者、记者，是加勒比政策研究所 (Caribbe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的联合创办人。

尽管英国有教会，但是现如今没什么人把它当回事。人们信仰一种更强有力的宗教：经济学。人们生活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这种宗教为指导的。想想看吧：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行动纲领、道德准则和思想体系，使其信徒在这世界得到救赎，使社会得以重塑，来满足其需求；经济学有它的全知者、神秘主义者和魔术师，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嗫嚅着“衍生品”、“结构化投资工具”之类的术语，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并且，经济学就像它所取代的旧宗教一样，不仅有先知、革新者和道学家，还有维护学术正统、反对异端邪说的经济学大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家们纷至踏来，逐渐占据了宗教人士的位置：他们给人们指出了一条物质极大丰富、欲望无限满足的天堂之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似乎履行了承诺，实现了其它宗教无法实现的事情：人们的收入成千上万倍地增长，新的发明创造、灵丹妙药、吃喝玩乐层出不穷。

这是人们的天堂。人们膜拜经济学家，赋予他们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根据他们的愿景改造社会。到了20世纪末，西方经济体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经济学似乎已经征服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遵循着同样的自由市场的行动纲领，大学生们对这一课题也是趋之若鹜。经济学似乎达到了其它宗教都想达到却没能达到的目标：让全世界都信仰自己的信条。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当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找到了通往无尽繁荣之路的金钥匙时，离失败也就不远了。在1929年华尔街大股灾前夕，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 (Irving Fisher) 建议人们去买股票；19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表示，经济衰退不会再有了，因为需求管理工具已经得到了完善。

2008年经济危机也不例外。在那五年前的2003年1月4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 (Robert Lucas) 在美国经济学会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发表了充满胜利喜悦的主旨演讲。他向同僚们指出，宏观经济学诞生于经济萧条期间，就是为了避免又一次经济萧条而诞生的。他随即向聚集一堂的同僚们宣布，他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结：“从最初的意义上讲，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成功。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避免经济萧条，已经得到了解决。”

骄傲使人落后。就在人们认为经济学教士们终于打破了千年魔咒之际，诅咒再次应验，降临到人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的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与此同时，教士们也退守到经院之中，为了孰对孰错而争执不休。不出所料，人们对“专家”的信念烟消云散。

骄傲自满向来不是什么好事，在经济学中则格外危险，因为经济学家不仅是规律的观察者，也是规律的创造者。如果政府在教士们的怂恿下，改变社会的激励机制，使之与人们自私的心理相一致，那么人人都会变得自私起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人们被灌输了贪婪是好的这种想法，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照此生活下去。

经济学的骄傲自满并不是来自于经济学家的道德瑕疵，而是来自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即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信念。经济学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成为科学；经济学更像是宗教。只需翻开经济学的历史，就能明白这一点。

美国经济学会，也就是罗伯特·卢卡斯发表演讲的地方，建立于1885年，正是经济学开始成为独立学科的时候。在该学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创始人在学会纲领中宣称：“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只有把教会、国家和科学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以解决。”这样的观点与近几十年来市场至上的思潮相比，还相去甚远。

即便如此，这样的主张在当时仍充满了争议。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亨利·卡特·亚当斯 (Henry Carter Adams) 随后在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发表了一个演说，为激进分子的言论自由进行了辩护，并指责资本家煽动排外情绪，把工人的注意力从待遇问题转移开来。他有所不知的是，纽约木材大王、康奈尔大学捐助者之一亨利·塞奇 (Henry Sage) 当时也坐在听众席里。亚当斯的演讲刚结束，塞奇就冲进校长办公室说：“这个人不能留。他想摧毁我们社会的根基。”亚当斯在任职受阻后，不得不缓和了自己的立场；学会的纲领中也去掉了自由放任经济 (laissez-faire) 是“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有缺陷”的提法。

政治利益团体制定经济学规则、学界强化这些规则的模式就这样形成了，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历史上，这样的政治利益团体不仅包括富有的资本家，也包括选民。

一旦一个行为准则成为正统规范，那些不符合正统的异端邪说往往会受到压制甚至无视，从而迫使人们遵守规范。这和一个宗教维持其完整性的方法并无不同。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 在《纯粹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 一书中指出，人类处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禁忌可以帮助人们维持秩序。传统经济学中的各种假设，就实现了与禁忌相类似的社会功能。罗伯特·卢卡斯就曾指出，到了20世纪末，经济学界基本成功地清除了凯恩斯主义，以致于每当有人在学术会议上提及凯恩斯主义时，“观众就开始交头接耳、窃笑起来。”这样的反应会提醒从业人员不要打破经济学中的禁忌：一个年轻的学者在教职委员会面前提及那些陈旧的理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对于秩序和一致性的关注，其关注点不在于从业人员，而在于理论方法。针对各学科从业人员性格特点的研究发现，经济学和工程学类似，其从业人员偏爱秩序，厌恶模糊性。

讽刺的是，经济学为了成为一种能够快速得出有效结论的学科，有时不得不摒弃科学的方法。举个简单的例子，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并不是源于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而是源于经济学家希望世界是什么样的。如同任何宗教都有其信仰的事物一样，经济学的信徒对人的本性有一系列的基本信念。譬如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都是自私的、理性的，具有个人主义的本质，都希望钱越多越好。这些信条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930年代，伟大的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提出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则，为后世千千万万的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提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基于“关于一般经验中基本事实的简单假设”，它们“像数学和力学规律一样普适”。

从基本前提中抽象出规律，是一种经历了时间考验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由托马斯·阿奎纳 (Thomas Aquinas) 完善起来的经院哲学。数千年来，中世纪修道院的僧侣用这种方法建立起一系列学说。然而，科学家并不采用这种方法；他们要先对假设进行检验，然后才能构建理论。

但是，经济学家会坚称，这正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与僧侣不同，必须用证据来检验假说。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也未必会意识到这一点。物理学家通过数据来解决他们的争论，达成基本共识。然而，经济学家使用的数据更具争议。例如，对于尤金·法玛 (Eugene Fama) 的高效市场假说——自由市场的所有可用信息都会反映在价格中，罗伯特·卢卡斯认为它是正确的，尽管该假说遭受了“排山倒海的批评”。他的同行罗伯特·希勒 (Robert Shiller) 则是该假说的反对者；他们两人为了支持和反对这一假说所找到的证据几乎一样多。2013年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时，瑞士中央银行陷入了两难：是该颁奖给认为市场价格会经常出现错误的希勒，还是给认为市场价格永远正确的法玛？最终，评委会决定求同存异，同时颁奖给这两个人。这要是科学奖，人们一定会笑破肚皮。在经济学理论中，人们会去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和任何信仰一样，这个选择会反映出人的感性倾向和理性评估。

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很少会得出毋庸置疑的答案：它们所采用的数据是有关于人的数据。与人不同，亚原子不会在问卷调查中撒谎，也不会随时改变主意。另一位诺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 注意到了这一差别。他在美国经济学会的演讲中指出，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数据与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所使用的数据非常不同。对于后者，他指出，“大多数参数的规模基本上是不变的”，而在经济学观察中则不断变化。数据必须定期更新才能有用，有的数据则根本不能用。收集和分析数据需要由专业能力很强的公务员队伍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欠发达国家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例如，仅在2010年一年里，加纳政府——很可能是非洲国家里数据收集能力不错的国家之一——将其经济产出重新计算，上修了60%。在数据修订前后验证一个经济学假说，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列昂惕夫鼓励经济学家投入更多时间来了解他们手中的数据，少花些时间在数学建模上。然而，他也不无遗憾地承认，趋势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如今，愿意深入走访一个村子、了解数据背后深刻现实意义的经济学家，已经十分罕见。一旦经济模型准备好测试，对数据的处理通常都在计算机上完成。这种做法绝不会让批评者满意。就如同人们总能在《圣经》中找到依据、为人的几乎任何行为辩护一样，人们也总能找到人的数据，来支持人们对世界的某种认知。

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理论会流行和落伍。科学的发展往往是线性的；新研究成果会支持或推翻现有理论，一代理论建立在另一代理论之上。经济学的发展则是循环的；一个理论会流行、落伍，然后再次流行。这是因为物理学家证实一个理论是通过看证据；而经济学家则不然，他们靠的是在政客和公众之中发展一波又一波的信徒，就像在一个教区发展教徒一样。

比方说，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是20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但他在出名之前，也已经在圈子里呆了几十年了。如果不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这样的政治家信奉他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也许至今依然籍籍无名。他们让公众接受了他的理念，赢得了选举，然后根据这些理念来重塑社会。一个经济学家有了这样的信徒，他的学说也就有了市场。相比之下，尽管科学家会为了推动自己的事业、争取研究经费而去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他们不大会用这种方法来为自己的理论获得支持，除非是在伪科学领域。

然而，如果认为把经济学看作一种宗教就是贬低了经济学，那就错了。人们需要经济学。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经济学都是一个能为人们带来巨大好处的力量。但是，只有谨记经济学的目的是什么，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们才能用好这种力量。

爱尔兰人常说，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就像是在一个异教徒的身上蒙上了一张基督徒的皮。对于人们所坚持的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似乎也可以这么说。如今的新自由主义正统，强调的是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尽管有外界毋庸置疑的学说所带来的压力，人们还是没有完全成为应该成为的那种经济动物。就像一个教徒也并不总是严格遵守戒律一样，我们只有在合适的时候表现得与经济学假设相一致。最近的研究表明，与正统经济学家所相信的恰恰相反，人类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利他主义和无私，而非追求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财富的无限积累究竟是不是让人感到更加快乐，人们也不得而知；当人们做决定时，尤其是事关原则的问题时，人们通常并没有进行“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计算这一正统经济学的假定。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点儿也不符合这个模型。

几十年来，在面对这种反对的声音时，新自由主义的信众们回应道：每个人都有义务去适应这种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无可争辩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曾说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然而，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反全球化的浪潮逐渐在西方兴起。大体上讲，“专家”已经失去了威信，尤其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之后。

对于“专家”也好，经济学教士们也罢，他们只会把这种冲突斥为信仰与事实之间的冲突。他们认为，在这一冲突中，事实一定会胜利。而实际上，这是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它们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道德故事。那些所谓的专家，仗着自己的科学权威，把事实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叙述出来，将它嵌入到一个道德故事之中，殊不知却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口中的故事永远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一个由精英管理的社会中，一个人只要有专业能力和适应能力，就一定能取得好的社会地位。这样的故事为他们营造了一个舒适区。在这样的故事里，没有给人生输家任何生存机会；他们的愚钝和退步遭到了无情的嘲讽，这完全是他们自身的恶所导致的。这样的道德故事，可以使这个已经阶级固化的社会中，让人们感到更加适应。对于渴望看到美好结局的观众来说，他们注定会大失所望。

然而，尽管这个宏大叙事以失败告终，经济学者还不能对讲故事这件事全盘放弃。讲故事对人文学科来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往往不是很懂这一点，而企业却对此十分了解。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 (Robert Akerlof) 和罗伯特·希勒在合著的《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Pishing for Phools) 一书中写道，营销人员一直在运用这种手段，编造各种故事，让顾客心悦诚服地购买他们的商品。作者认为，有许多被人宣扬观念，如自由市场运转良好、大政府是许多问题的根源等等，都是用来误导民众的，是让他们调整行为方式的阴谋。他们从而认为，讲故事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变量”，因为“人们做决定时的心理框架”是由他们听到的故事而塑造的。

经济学家只有收集人们提供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为人们提供建议，让故事成为现实。这种不可知论，恰恰体现了近些年正统经济学中所缺乏的一种谦虚心理。尽管如此，一套叙事体系如果没有被接受，经济学家应该再接再厉，不应该放弃他们的传统。他们可以在经济学的历史中寻找方法，来避免正统学说中的那种不容争辩。

1971年，列昂惕夫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要警惕由于自我满足所带来的危险。他认为，尽管经济学开始走上了“为整个知识界所推崇的巅峰”，但对于关注着过去30年前所未有的发展的人们来说，还是应该对学科的现状感到不安。

他指出，经济学的理论性过强，以致于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他认为，使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科学手段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经济学家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建模上，却把模型的意义抛诸脑后。他警告说，“这些假设的实证有效性，恰恰有赖于它的实际有用性。”次贷危机恰恰反映了这一警告是多么具有前瞻性。次贷的繁荣，就是由于人们对数学模型的痴迷才产生的；危机爆发之后，模型的瑕疵才显现出来。

列昂惕夫认为，经济部门正雇佣越来越多的年轻经济学家来建立各种纯模型，而这些模型往往无关于实证；即便进行了实证分析，经济学家也很少对数据的意义或价值感兴趣。正因为如此，他呼吁经济学家应该通过社会、人口和人类学研究来探索他们的假说和数据，并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应该跟其它学科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列昂惕夫号召人们保持谦逊的呼声，在40年后的今天仍有警示意义。他希望人们认识到，宗教确实可以伸张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一旦宗教掌握了权力，就会出于自身事业的正当性，执迷于清除异己。如果宗教与权力保持距离，对自身可能达成的成就有合理的期望，宗教就会给人以启发，拓展可能性，构想新世界。只有把这种批判性科学精神运用到人类现实，认识到经济学永远不会认识到人类现实的完整图景，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在自己的主张中摒弃教条主义。

矛盾的是，随着经济学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它就越来越不是一门科学。只有认识到这种局限性，经济学才能解放自己，再一次为我们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