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巨头3M这样的公司似乎在不那么久以前还是全球化的灯塔。该公司在世界各地销售便利贴和其他知名产品。的确，该公司300亿美元收入中有60%来自美国境外，40%的员工也在美国境外。

但离奇的是，如果你让瑞典出生的3M首席执行官英格•图林(Inge Thulin)描述当下的企业战略，他不会提到全球化。相反，他更倾向谈论的是“本土化”，以及在强大的美国开展经营的效益。

他上月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告诉我：“我们现在在美国有2万名制造业雇员，在过去5年扩大了10%。我们的战略已经改变。如果回到（数）年前，战略是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巨大工厂生产，然后运至其他国家。但现在我们的战略是本土化和区域化。我们认为你应该尽可能多地投资于本土市场。”

图林的话令人深思，尤其是因为我在私下场合听到另外几位首席执行官也这么说。在过去30年里，西方跨国公司一直在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等低成本地区，从而创建全球供应链。但如今，美国高管们不再欢呼“自由”贸易，而是呼吁“公平”贸易，以及贸易协定的“互惠”和“平等”。这是为美国企业争取更有利条款的委婉表述。

陶氏化学(Dow Chemical)首席执行官利伟诚(Andrew Liveris)最近评论称：“如今的新内容是（关于贸易的）讨论。（美国公司）一段时间以来未能获得进入许多市场的公平待遇。我们曾习惯于这种对待……但现在不再如此了。”或者正如图林所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类运转得不错，但它仍有改进余地……我们想要的是公平贸易。”

这只是反映出白宫新的“背景音乐”吗？没错，在某些方面是这样。企业领导人试图通过赞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言辞来讨好白宫（至少是避免在Twitter上受到攻击）。

许多人还真诚欢迎特朗普的经济改革承诺。的确，在特朗普就职5个月后，高管们对这位总统的支持似乎仍处于高水平，尽管白宫不断爆出丑闻，最近还因为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而招致各界批评。图林辩称：“特朗普总统支持增长，而且非常投入——从在美国做生意的视角看，这很不错。”这再次让我想起另外几位首席执行官吐露的情绪。

但这种言论转变背后还有一个更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当去年特朗普开始谈论复苏美国制造业的时候，他没有逆潮流而行。相反，他抓住了一个业已浮现的微妙趋势。

要明白这一点，看看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对美国公司展开的调查吧。该调查在不那么久之前还显示，美国公司忙着打造跨境供应链：在2012年，30%的受访公司表示，中国是美国公司最可能的投资目的地。但在2015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31%的受访公司计划在美国扩大产能，但只有20%的公司表示计划在中国这么做。

这种转变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相对薪资成本上涨。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生产成本由于自动化和能源便宜而下降。然而，第三个因素是，首席执行官们认识到，长供应链带来政治和物流风险。通用电气(GE)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去年晚些时候评论称：“外包时代已经没落，追逐最低的劳动成本已是昨日的模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图林、利伟诚或伊梅尔特等人抛弃了全球运作；在一个“本土化”的世界里，企业仍有动力保留海外生产能力以服务海外市场。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夸大这种转变的速度：这是一个微妙而缓慢的过程。

但是这里的要点是：甚至在特朗普就职前，企业高管们就在放弃对全球化的盲目信仰。无论好坏，我们都面临一个更为本土化的世界。这种趋势既可归因于政治上的煽动者，又可归因于机器人和数字技术——它延续的时间也很可能超过总统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