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伟大的城市内在必然是充满活力且多样化的。它们自然也向世界开放。因此，如果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寻求闭关排外，它们应该如何应对？还有更为宏观的问题是，它们应该如何看待对世界的责任？

（上图为日本首都东京——编者注）

已故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城市经济学》(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中提出，自新石器时代首次被创造出以来，城市就是我们经济进步的引擎。她颇具说服力地宣称，城市甚至发明了农业。

然而，城市的经济重要性只是基础。最初的国家似乎是城邦。希腊城邦发明了民主。罗马城邦吞并了地中海世界。意大利城邦启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city（城市）”、“citizen（公民）”和“civilisation（文明）”都来源于拉丁词根：civis（市民）和civitas（城邦）。

现在，全球逾一半人口住在城市，这是历史上的首次。全球五分之四的经济产出由城市地区创造。不仅城市人口比过去多得多，而且城市规模也比过去大得多。在1800年前，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凤毛麟角。如今，全球仅市区人口超过3000万的城市就有91个，更别提那些更为广阔的城市周边地区了。

现在是城市时代。城市培育了匿名性，让人们可以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它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个人和企业。就支持的活动、产生的技能和吸引的人口而言，城市是多样化的。它们创造了规模和范围经济，产生了复杂的交换网络，包括与其他城市的交换。尤其是，与乡村或者杂乱的郊区相比，它们可以更有效地提供交通、通信、供水、下水设施、能源、医疗以及其他服务。

尽管城市很重要，但有些城市要比其他城市重要得多。在2011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指出，全球600个城市地区创造了60%的全球产品，而它们的人口是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多点。仅仅前100大城市就生产了接近五分之二的全球产品，以及所有城市的近一半产出。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将42个全球性城市列入世界100大经济体。东京和纽约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加拿大、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经济规模。东京是全球最大的城市经济体。洛杉矶、首尔-仁川、伦敦和巴黎的经济规模超过菲律宾或者哥伦比亚。

在当代，城市隶属于国家，有些国家拥有庞大的规模和实力。独立的城市国家极为罕见：新加坡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即便如此，一些城市地区也主导了所在国家的经济。首尔和仁川加起来创造了韩国47%的GDP；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加起来创造了荷兰40%的GDP；东京创造了日本34%的GDP；伦敦创造了英国32%的GDP。

此类全球性城市的内政外交非常复杂。富豪和赤贫者往往比邻而居，而且常常是不自在地比邻而居。国内其他地区可能对此类主导城市感到嫉妒和不满。如果这些城市的民族构成与国家整体截然不同的话，就更有可能造成这种感觉。

2007年，伦敦居民说的语言超过300种。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37%的人口出生于外国。通常人们认为，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退欧是出于对移民的不满，但也可以将公投结果看作对支持留欧的伦敦的人口组成和文化的不满。然而，就投票支持退欧而言，英国其他地区也是损人不利己：被他们唾弃的多民族且具有经济活力的伦敦向全国其他地方进行了巨大的财政转移。伦敦未来可能不会这么做了。

随着许多国家变得更加内向，尤其是在西方，它们与全球密切联系的城市需要做出回应。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城市领导人必须发声反对新兴的地区主义、排外和保护主义趋势。他们也可能需要与国外城市联合起来论证这一立场。

此外，城市领导人必须尽可能将城市转变为效率和成功包容的典范。减轻气候变化的威胁可以说是最紧迫的挑战。这可能是在特朗普总统最近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后，许多美国城市市长仍承诺达到该协定排放目标的原因。

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在2016年发表的《新气候经济》(The New Climate Economy)一文中指出：“在今后15年的全球基础设施需求中，逾70%预计在城市地区。”通过投资于更紧凑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来重新配置城市，是为世界创造更可持续未来的必要条件。

城市领导人不应只是主张更好的未来；他们必须创造更好的未来。国家首脑掌握着大多数的政策工具。但未来将在城市创造。城市领导人应该严肃对待这一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