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到底是独立的生命体，还是企业家的衍生物？大多企业对此莫衷一是。
从客观的企业行为结果统计数据来看，答案无疑倾向后者。大多数的中国企业仍只是创立者的衍生物，是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承载体和的实践地，因此也激发了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长久的矛盾。
然而对于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公司而言，这一命题出现了更多的变化。
空降兵与地面部队的冲突更为明显
施炜：这是企业内部的政治陷阱，而这种政治是与企业家的管理风格有关系的。创业者们会经常回顾过去，进行按摩，回顾过去的经验。
陈春花：这不光是他自己愿意回顾，底下的人也愿意帮他回顾，不断提醒他。某一个大集团，有一个分公司经理就经常回顾：“老总，你当年创业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打车都打不起，我骑这个破单车驮你回来的。遇到红灯我就赶紧说，‘老总，你赶紧下车，路口有警察，我过了红灯再载你过去。’”他们一讲就热泪盈眶，就拥抱，感慨战斗情谊。
施炜：职业经理人在旁边就冷笑，“这帮梁山水泊，就是宋江和李逵”。如果企业家过于被原来的政治上的结构所限制，不能够自拔，那就更麻烦；而职业经理人又是莽撞的，再加上有点不负责任，那将使得局面更糟糕。原有的体系被他破坏了，新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原来的体系虽然看起来素质低一点，年纪大一点，但是对企业与它的创立者的忠诚度高。莽撞型的职业经理人一开始就大刀阔斧，导入全新理念和新人，于是在企业内就形成两条路线。如果这两条河，泾渭分明，一条是清的，一条是浑的，水都在流，还可以。最怕是搞得不清不浑，水不流了。
彭剑锋：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是贫矿。中国早年在跨国公司做职业经理人的很多都是学外语出身的，他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同时许多人的自我认知还偏高，自我感觉太良好。他进入了企业以后老是觉得我要到企业练一把，他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引进的经理人经常出现这样的事例，有个营销老总，研发部门、营销部门都在抵制他。没有办法他就成立了营销二部，这些人全都是空降部队。于是内部就有人说这帮人天天都在烧钱，生产也不支持他，研发也不支持他。
陈春花：事实上应该说，有些问题是必须由创业型企业家来解决的，他不解决这个冲突就会永远存在。这里面有五点：一是统一价值标准，二是期望值管理，三是信任机制的建立，四是企业家自我管理，五是企业家需要有终极关怀。
企业家不能采取双轨制
陈春花：企业家不能采取双轨制，对职业经理人用市场价，对企业老员工用情感价格。我们可以这样讲，很多创业型企业家，对于与他一起创业的这些人是有剥削的。而价值标准不统一，必然导致职业经理人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化，也就是地面部队不会支持他。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价值标准的统一，要承认已经付出的历史和价值，要尊重历史，尊重别人的付出。
你想想，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要花500万元，而他内部一起创业的人可能连50万元都没有。甚至有的差距更大，有二十、三十倍。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能够花500万元请职业经理人的人学识、视野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人的市场价值他认同，但是内部人的市场价值他就不认同。这里面就涉及到期望问题。企业家需要管理好三种期望，一是他对企业的期望，一是他对经理人的期望，还有一个是经理人对他的期望，要平衡三者。
下个十年，职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
施炜：我觉得企业家的问题就是环境的问题吧，因为企业家跟环境之间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企业家身上折射出环境的因素。
彭剑锋：过去这些年，中国社会面临的是创业型企业家跟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下一个十年可能就是职业企业家跟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了。
陈春花：企业的环境分成两块，一个具体环境，一个是普遍的社会环境。从普遍的社会环境来看的话，职业经理人的队伍不够。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环境，包括企业家自己以及供应链、价值链、投资者、股东、员工，从这个角度来讲，企业的内部生态环境、企业家自身的改造是不够的，这就造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问题。从大的环境讲，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是不够的，从具体环境来讲，企业内部的生态、老板本身的管理是不够的。我觉得往下走是肯定可以解决的，原因是职业经理人的层面会变大，而且会越来越大。老板也知道根据需要来引进这些专业人士。
施炜：如果放到局部来看，企业家跟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冲突责任主要在于企业家。谁掌握主动，谁掌握资源，谁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第一点。
第二，这种冲突什么时候能够缓解？我认为需要20年，要等老一代基本退休。现在的创业型企业家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那么从时间角度考虑，大概就需要20年了。不过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全球化、互联网化，这个东西会逼着这个速度加快的，但是十年是肯定要的。这个矛盾的解决是需要中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
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西方企业也没有解决，有大量的文献来研究这个问题。委托代理关系涉及到信息不对称，这个矛盾是解决不了的，是根本存在的。我们今天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从微观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陈春花：现在的目标不是要消除它，因为它是自然存在的。我们只能从管理学角度探讨如何使冲突带来的成本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