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W中文网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地球上令人困惑的事越来越多。
今年2月，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和泰国物价之比让人困惑》，说春节去泰国，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品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国商品价格上。她比较了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与进口的同一服装价格，按欧元与人民币11：1计，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在法国的价格一倍。她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按照1：8的兑换率，风衣价格连进口价格的五分之二都不到。若按1：6.8的兑换率，价差更大。如果与国内机场内的同类进口商品价格相比较，差价更为离谱。而法国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国10倍还多，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
“这实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也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需要重新认识和诠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此，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才能有希望。”
左女士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而这个问题迫切需要答案，不然我们就会丧失一次抓住中国真问题的契机。
这个调查和社会大众的感受是吻合的，所以国内出现了不少“代购”一族，专门到海外买便宜货。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在2009年6月的调查也可以加以印证——继日本东京等四个城市之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为昂贵的城市。京、沪、港三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104、111和98位，飙升至26、28和29位。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此外，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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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上午9时40分左右，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内发生一起拿刀砍人事件，造成32人受伤，其中学生29人、老师2人、保安1人。
28日上午，“3•23”惨案的凶手郑民生依法被判处死刑，当日下午15时左右，一病休男教师陈康炳混进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老师。惨案历历在目，今日却发生了更加悲痛的校园凶杀案，且砍伤的人数之多，令人咂舌。
据相关报道称郑民生杀人的杀人动机是“与原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职不成”及“多次恋爱失败”导致心理扭曲故意杀人。陈康炳是事发前被校方要求停课病休，怀疑其因此对学校存有仇恨心理而作案。而在新闻中的犯罪嫌疑人徐玉元今年47岁，为泰兴本地一名无业人员。他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于2001年被单位辞退。此前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
从这些报道，我们不难看出作案者都是暂时无业者，或者说他们都是失意人，对社会充满了不满，他们的心理是严重扭曲的，因而导致了行为的严重偏激。有人说这是他们的个人问题，然而笔者却认为这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因为他们砍伤的不仅是学生，更是社会的“忧愁”。
面对如此频繁的惨案，我们不禁反思，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了？我们的学校是怎么了？原本宁静祥和的校园被一件件血案染红，原本纯真如天使的学生被惨案惊吓，原本放心的地将孩子托付给学校的家长不再这么单纯地信任校方。我们不得不承认校方的安全防护措施有漏洞，然而单靠校方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因为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只有社会这个大环境纯净了，校园安全才更有保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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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新扶贫标准后，中国的贫困人口将由目前 1479万增至4300多万，“开发式扶贫”如何与农村生存保障有效衔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尖锐的社会问题。
中国“绝对贫穷”不足786元有1479万人口；“相对贫困”不超过1067元有4300万人口；若是按联合国人均不足1美元（年收入365美元、约合2200—2400中元每一年计算）为贫困，那么中国贫困人口则可能突破1.5亿人口。经过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贫富悬殊依然巨大。200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年薪高达6616万元，而年不足每天1美元（年收入365美元）的人口则超过1亿。
2009年中国调整贫困统计标准。中国政府将取消现行“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的区分，但也没有与国际社会、联合国统计贫困数据相接轨。中国实行新扶贫标准后，中国的贫困人口将由目前1479万增至4300多万，“开发式扶贫”如何与农村生存保障有效衔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尖锐的社会问题。
新标准解决老问题？
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官员确认，在即将到来的2009年，中国政府将启用新的扶贫标准，取消现行“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的区分。至此，实行了近30年的中国贫困人口将由现由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口。所谓贫困标准，是指在一定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条件下，维持人们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也被称为中国称之“贫困线”。这个贫困线于改革初期，凡是人均年收入低于该“贫困线”的人口才能被称之为“贫困人口”，才能够享受一定政策保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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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有风险，做官需谨慎。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调查结果，揭示了仕途的险恶：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评选出了“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7版）
调查公布后，引发舆论哗然。以网民们的反应来看，大都认为其荒诞，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因为在公众的意识当中，做官自古以来都是最理想的职业：旧时多少人寒窗苦读、辗转波折，只为封侯拜相；而当下，幸福指数排名第一，则是公务员考试的重要动因。因此，做官存在风险的说法，多少会让百姓认为有些无病呻吟。
可“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所折射出来的，却是当前的社会生态和官场生态：越是“肥缺”，越容易出事；越是权力集中，越容易滋生腐败；越是与公众利益休戚相关，越是容易出现麻烦。
通过分析“十大高危岗位”的分布结构，不难发现：国土、建委、房管之所以高风险，是因为其指向的是房地产行业，而房产行业不但是暴利的创造者，同时更是民生的绑架者，以及当下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的制造者，矛盾焦点下的权力热舞，不出事都很难。
而交通、公安、安监，最大的风险恐怕来自于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近些年矿难、群体性事件的高涨，公众和言论的监督、权力问责的矛头难免让他们如芒在背。
至于县委书记、组织部长，主要面临的风险恐怕还是权钱、权色交易的问题，权力过于集中，“收了好处不办事，面子上过不去”，恐怕是“湿鞋”、“下水”的最主要原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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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9号文）可以说是一份标志性文件。借用《瞭望》杂志文章的标题来说，这或许意味着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的正式谢幕。
而在此之前，向来敏感的外资企业就已嗅察到了政策风向。中国美国商会在3月份发布的一份会员企业调查中表示，超过38%的美国企业在参与中国市场及投入竞争方面感觉到“越来越不受欢迎”；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4月份更是直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声称“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
不过，在我们看来，外资的莫名惊诧明显有夸大之嫌。事实上，弱化外资“超国民待遇”这一趋势自2008年《新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税率以来便已现端倪，而两税合一的政策酝酿可追溯到2004年年底。若进一步翻检文件，还将发现，中共中央早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就明确提出，未来十五年内，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对外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结合这样一个长期视角看，中国对外资的政策显然有时间上的一致性，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沿着15年前制定的路线图稳步推进，并不存在对外资的故意歧视和立场倒退。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资本和外汇的双重缺口，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极为匮乏，客观上对外资存在巨大需求；此后一些地方政府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招商引资潮，更助长了对外资极度宽松的经济环境。
然而3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约束在不断收紧。例如，根据许多经济学家的测算，中国第一轮人口红利期将于2012-2020年以后进入衰退期；而欧美对人民币汇率重估的压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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